张静：宗教在基层的发展对基层社会的重组
清华大学“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会会议实录（一）
作者：张静
来源：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与本站编辑部
“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会
主办单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会议时间：2010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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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这个会主要讨论动态、趋势、问题和挑战。所以我提出一个观察，从政治社会学角度。这个观察是什么呢?就是宗教在社会基层的发展，特别是它显示出来的社会动员结构的变化。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2007年冬季我曾经到安徽的三个贫困县城，发现这些地方基层宗教发展非常快，它非常快地积聚了不少百姓的认同。当地的一个基督教徒告诉我，在安庆附近一个村庄的家庭教会，它的定期聚会活动中，能够聚集几千个教友参加。记得几年前，我问过一个做管理的前同事，现在最忧心的问题是什么，他回答是宗教的发展。因为一旦出现选举，他相信教会牧师的动员能力会超过任何地方的官员——超过村委会主任，超过村支书，超过县乡镇地方原有的基层组织。最近中央台在放赵本山关于农村的电视剧，网上对这个电视剧的讨论，其中一个问题很有趣，很多网民说，这个电视剧“政治上不正确”。为什么呢?这么长的电视剧，农民生活中竟然从来没出现过书记，村书记到哪里去了?基层组织到哪里去了?我看，这个玩笑是反话正说。
这些现象反映出什么情况呢?在乡村基层，社会的组织化和内聚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回顾5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基层的重组现象，我们都知道，它是通过新建的中央政权扎根到地方，层层建立新的政府组织，包括党的组织，重新组织化了社会。这种组织化的成功依赖于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于是他们认同、跟随新的组织，同时这些新组织形成了动员能力。这改变了过去传统乡村主要以士绅为整合中心的组织化现象。
但是，现在基层社会正在面临新变化。基层宗教的快速发展显示了这样一些特点：
首先，它的教徒发展非常快，这说明它对不少百姓有吸引力，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要。
其次，它的教徒主要是在基层，百分之八十的人是生活在城市底层、或者是乡村的人，在大城市也出现了一些大学生，或者是富裕阶层开着车去做礼拜的现象，但是，这种人总体上还是少数，他没有在乡村发展的那么快。这说明底层群体没有正常途径得到正式体制的照顾，转而寻求其他依靠。
另外，它的动员性和组织性很大，每个星期都在一起活动，在一起做礼拜，人们在一起交心沟通，网上沟通是在不认识的人之间，但是礼拜活动却形成兄弟姊妹，他们相互间感受着平等的、亲密的关系，所以相互间影响力加强。
这些发展是游离于正式体制之外的，换句话说，它没有被正规的宗教组织所吸纳，甚至和正规的宗教组织是排斥性的关系。所以我们值得问，为什么正式组织失去了动员力量，另外，中国基层的宗教发展历史不短，但为什么在历史上，那个时候基层宗教的发展并没有对当时的政权构成政治威胁，但是在现在却被看成是一个对基层政权有威胁的现象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上述问题，我曾和一些学者讨论，综合看法初步提出几个分析点，来跟大家交流。
第一，它反应的是基层政府公共职能的抽空。这会导致基层动员结构的变化。基层组织虽然不再收税，但也不再有热情提供公共产品，它经济上困难，有很多债务危机，不照顾百姓需要，必然跟老百姓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很多基层干部搬到城里住，跟人民的利益需求毫无关联。这就是为什么赵本山他们在乡村工作过很多年的人，写出来的电视剧剧本都没有村主任，或者是有村主任，也仅仅是为了竞争当官，完全没别的事情。这是一个重要变化。另一方面，基层政府的经济性企业性角色增强，它变成一个竞争性的、和人民争利的一个经济主体，但是它提供公共产品这个本应该做的事情反而被搁置。我认为，这是宗教在基层发展的一个原因。宗教出来帮忙这些有需要的人，来解除他们的困境，来帮助他们治病，来改变他们的生活。
第二，它反应的是社会安全度降低，伦理的衰退和社会关系的疏远。我最近和一个在河北基层工作的人交谈，他说到基层的黑社会非常发达。黑社会泛滥其实是一种人民缺乏保护的现象，所以他们不得不自发组织起来，用一种特殊主义、哥们义气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但是它造成的情况是他只保护自己的人，对别人是欺负的、欺压的。但正式机制比如法制无法有效提供保护，人们就不得不寻求黑社会、或者宗教的保护和安慰。
第三，上述情况使宗教在基层具有了积极竞争优势。宗教的道德感和辅助能力迅速赢得人心，这和基层组织的角色形成鲜明对照。
第四，为什么它被看成是一种威胁?这跟整个国际局势以及89年以来世界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崩塌中所起的作用有关系。
所以，我认为，宗教发展所反映的，是中国基层社会老百姓认同的变化，他们的归属感和依赖感的变化，他们一向从属的公共组织的变化。这一现象能使我们观察到，基层社会的公共领域在生长一种机制，可能这个机制就是宗教，在重新组织化基层社会，满足他们的利益和需要。
提问与互动环节：
刘亚伟：张老师讲到在宗教的问题，最后得出结论的时候说是个威胁。我不知道张老师说的这个威胁是对政府的吗?因为原来我们不是说宗教是个鸦片嘛，现在不是维稳嘛。他们都信教了，丛老师说是对终极的一种关怀。信教的人越来越多，最近宗教局的人也在考虑是不是让地下教会浮出水面，让他们去登记，允许他们自由的结社。就是说，从当前人的角度来讲，让他们去信教应该不是威胁吧。因为你一下说到威胁好像是说政府没有提供老百姓需要的东西，老百姓自由组织起来，组织起来老百姓不一定就去颠覆政府。
张静：我稍微准确化一点我今天上午的发言，其实只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一个趋向性的结论，第二个其实是一个疑问，还没有得到答案的疑问。第一个结论是什么，就是说，建议注意基层的宗教的发展对于基础的社会结构发展的影响，包括农民，其实主要指的是农民，或者基层市民的认同，以及这个认同和官方的意识形态的主流的认同相分离的这么一种现象。这是结论性的问题。第二个其实是一个疑问。我的疑问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宗教也一直在发展，但始终没有看到是对当时政权的一个威胁，而现在被看成对政权的一个威胁。为什么是这样?我其实是要提出这个问题。
史卫民：我回应一下张老师这个问题的提法。其实历史上历来对宗教，尤其是秘密的宗教，都是镇压的，都是警惕他对政府的威胁的。比方说弥勒教、白莲教，这些统统都是要压制的。但压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压制不下去，因为他们主要是在农村，而且后来他们又死灰复燃，有些皇帝会同意让他浮上水面，浮上水面之后它就大发展，再压下去，再压恐怕就会引发农民起义，元末的农民起义就是白莲教那帮家伙鼓捣出来的。
余逊达：在中国传统政治思维里，长时间以来对一种东西是最提防的，就是宗教和流民的结合。从陈胜吴广开始，许多大规模的对政府的打击力量都是这两种力量的结合，就是大量的流民被一种宗教或者被一种迷信所组织，构成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因而从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来讲，那是它最要防范的。
(提问：民主化以后会不会害怕?假如中国民主化以后会不会害怕?)
史卫民：民主化一定要做很严格的区分。宗教一定要跟选举权利分开。
余逊达：必须要把它从政治权力中分离出去。
史卫民：教权一定要从政治中分离出去。
余逊达：正是它分离了以后，宗教对民主的作用反而好起来了。因为宗教集中到信仰和伦理里面去了。就是托克维尔讲到的，民主给了你自由，宗教让你学会了按照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去行使自由权。托克维尔讲到保障美国民主成功的第三个原因时用了“manner”这一个词，我们现在把它翻译成“民情”，实际上托克维尔讲的是一种心态、一种行为方式，它主要是立足在宗教信仰上的。宗教信仰在这里的作用，它恰好是不干预政治为前提的。
（*选举网将连载本次会议会议实录全文，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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