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宗教渗透状况调查及其解决的方法（赵宗来 贾艳红）
作者按：本文第一部分由 贾艳红 老师撰寫，第二和第三部分由赵宗来撰寫。最後以濟南大學統戰部名義上交給山東省統戰部。文章如下：200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邀请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到中南海座谈, 指出要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坚定不移地贯彻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切实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各种渗透，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也特别强调：“越是在扩大开放的形势下，越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不动摇，越要做好抵御渗透的工作”。
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是指境外团体、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从事各种违反我国宪法、法规和政策的活动和宣传，与我争夺信教群众，争夺思想阵地，企图“西化”、“分化”中国。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打着宗教旗号企图颠覆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我国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一种是企图控制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干涉我国宗教事务，在我国境内建立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发展教徒。这两种情况有时也相互交叉。境外利用宗教的渗透活动渠道越来越多，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翻新，涉及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已经对我国一些地方的社会政治稳定造成不良影响。这些渗透活动的目的是企图搞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目前境外宗教在中国渗透比较明显的主要是基督教.笔者曾就相关问题进行过调研.下面就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及抵御渗透应采取的措施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及现状
635年（唐太宗贞观九年），基督教开始传入中国，但当时传入中国的是当年一度被认为是异端的聂斯托利派（中国称景教，现称“基督宗教马龙派”），后来在845年（唐朝会昌五年）被禁止传播。元朝时基督教（景教和罗马公教）又再次传入中国，称为“也利可温”（蒙古语“有福缘的人”），元朝灭亡后又中断了。
1582年（明朝万历十年），天主教耶稣会派来利玛窦，他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曾一度成功地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利玛窦向西方人说：“他们拥护孔夫子，所可以对孔夫子著作中遗留下来的这种或那种不肯定的东西，作出有利于我们的解释。这样一来，我们的人就可以博得儒士们的极大好感。”（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4页。）
1645年，罗马教廷下谕禁止中国信徒祭祖祭孔，利玛窦对此不能接受，便派卫匡国回欧洲辩解。1654年6月，卫匡国坚持认为中国人实际是生活中的祭孔，是民间礼节而非宗教礼节。1700年11月30日，康熙正式介入这场纷争，当天有在京的神甫闵明我等四人写了请愿书说，他们祭孔是“敬其为人师范，并非求福、祈聪明爵禄而拜也。祭祖先出与爱亲主义，依儒礼亦无求佑之说，惟尽孝思之念而已。”康熙朱批同意此说。1720年，教皇特使嘉乐抵京，向康熙说利玛窦不合教义之处，康熙虽然进行了解释，但在看到1704年罗马教皇明令禁止祭祖祭孔的谕令，于是大为恼火，便朱批禁止洋人在中国传教。（参见韩星《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第6-7页）
1727年（清朝雍正五年），东正教开始在中国传播。1807年，新教派遣马礼逊来华传教，新教也开始在中国传播。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发展。1843年，洪秀全借助基督教的教义，自称是耶稣的弟弟，建立“拜上帝会”，后来建立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天主教徒解放初约有270多万人.20世纪的最后20年间，基督教在中国有很大发展，至20世纪末，全国基督教信徒人数已达1千多万，其中80％以上在农村。在 19世纪至 20世纪初期，代表西方文化的基督教进人中国以后，曾遭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的强烈排斥，并由此引发了许多矛盾冲突和教案。如今，基督教却在中国传统宗教、民间信仰、民俗活动最广阔最深厚的乡镇和农村得以发展，它的发展境况值得关注。到2006年约有500万人；基督教徒解放初约有70多万人，截至2006年，基督教信徒已超过1600万人。
前一段时间,笔者在山东滨州地区的一些县城及乡镇进行过调查.基督教徒的状况为：女性 79％，是妇女比例最高的宗教。老年占52％,中年占41％，青年占7％.中老年成为信教的主体。文化程度与年龄相应，以初中（38.3％）、小学（35.7%）比例最高，文盲 11.6％，高中13％，大专以上仅l.4％。从事的职业农民占51％，比例比其它宗教都高，其次为工人占23％，退休人员15％，还有无业和下岗待业 7％，职员仅占 4％，比例最低。基督教徒中生病信教的高达 41．l％，中老年信徒几乎都是生了病看不好才去信耶稣，而其它宗教信徒的信教原因都是家庭影响占第一位（佛教41.5％，道教43.3％，天主教73.9％）。基督教徒还是最贫穷的群体，月收入 200元以下的比例最高，占 43.l％
当前乡镇农村基督教教职人员即牧师、长老的基本状况如下：女性57．l％，占半数以上；中年 48．1％，老年 31．l％，青年 20％，以中老年为主；文化程度初中45．9％，高中28．4％，大学16．5％，小学以下16．5％，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了大部分；73．3％的教职人员从本地信徒中培养，原有职业为工人，农民和企事业单位职工.有些长老目前还是兼职，大多数是“半路出家”，信教时间不长，任神职时间更短；接受大专以上宗教教育者15．5％，中等宗教教育者11．6％，还有个别人甚至没有受过宗教教育；教职人员中 73％的人对教义基本了解，只有15％的人非常熟悉教义，另有12％的人只是略有所知。教职人员层次低，人数少.。
乡镇基督教徒基本上是由这样的人组成：中老年妇女，体力劳动者，病人，生活贫困者，大多数是生活陷于困境中的人，是生活的弱者和社会较少关心的边缘人物。
基督教徒的主要活动是做礼拜.礼拜有在教堂中举行的，亦有在基督徒家庭中举行的。礼拜一般包括祈祷，读经，唱诗，讲道，祝福等等。祈祷：祈祷是基督徒在心灵上与神对话，沟通，呼求，感谢，赞美，称颂，倾诉，忏悔，表白，祝愿等等。不受时间，地点，环境，姿势，方式的限制。
基督教徒传教的首选对象就是病人和穷人，并且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上门做工作。信徒传教往往从几方面来说服对方，一是宣传神迹奇事，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见证，宣传信耶稣能治病。很多病人到处烧香拜佛，希望得到菩萨保佑，如果病情不见好转，便会陷入动摇和怀疑。相信神秘主义是宗教共同的信仰基础，基督教徒往往抓住这些病人的心理，劝其不妨换一个神，这种劝说往往很灵。二是介绍教会廉价，做礼拜不要钱，信徒的经济负担轻，贫困者很愿意一试。三是信徒的团结精神强，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这种感情投资往往使人难以拒绝。基督教徒的工作对原来信仰不十分坚定，身体有病，生活艰难的人很有吸引力，这些人信教以后用同样的方式去物色新的对象，使病人和穷人构成了乡镇信徒的主体。
二、中国文化与信仰的历史变迁
纵观中国历史，尧舜文武之政被尊为华夏政统，春秋时代，孔子所感叹的“礼崩乐坏”，所反映出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传统”的混乱，亦即历代相传的那种文化信仰被弄得混乱不堪，因此，孔子编订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而确立“政统”、“学统”和“道统”，并且三者合一。修身治国的基础在《诗》、《书》（地道），其实施的关键在《礼》、《乐》（人道），其最高原则与标准在《易》、《春秋》（天道）。同时，天道、地道、人道贯通才是“道”，也就是“一以贯之”的“统”。因此，两千年多年来，人们才称孔子是“集大成者”。
战国时代“大道裂”才出现了诸子纷争，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当时“传统”不被时人所肯定，而是“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汉书·艺文志》）。秦朝虽设七十二博士，但是，秦始皇只是为了权力、利益和个人好恶来把七十二博士之说当作随心所欲使用的工具，对“传统”又是一次极大的损害。时至汉朝武帝时期，才重视“传统”而立“五经博士”，此后就有了400多年的国祚。
就在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随后，道教也在中国形成。此前的中国传统内部的承续问题转变成了中外信仰的问题，这个问题，往好处说是中外文化的交融的问题，往坏处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统”能否延续下去的问题。然而，接下来的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370年的朝代频繁更替，掌权者虚伪贪婪严重挫伤国人对传统的信心，而佛教和道教在此时却得到了普及，中国传统信仰出现了空前的混乱。正如 蒋庆 先生说的：“这时的乱，首先是政治上的乱，但其根源则是文化上的乱。因为当时何为先进文化已经没有了标准，甚至颠倒了标准，各种学说都自立标准，认为自己代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自己的这套文化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 （蒋庆《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这长时间的战乱，尤其是对传统的极大冲击之后，隋唐时期出现了儒道佛三家基本平列又彼此争锋的情况，唐朝前期依然如此，文中子《中说》说孔子是“中国圣人”，释迦牟尼是“西方圣人”，意思是说，中国人应该先敬重中国的圣人。唐朝中期，虽然儒学被列为官方之学，但是，在世俗之中，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却越来越大，甚至使得许多学儒之士也开始倾心于佛教，大有动摇儒学信仰主体地位的趋势。“当时的中国不仅朝庭崇佛，大众信奉，连知识分子（士大夫）中最有智慧有学问的精英人物也被佛教吸引过去了，中国人对文化的评判标准已经开始颠倒。” “唐朝有许多很有智慧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和尚，写的文章很漂亮，他们纷纷撰文论述佛教思想高于中国的周孔之教。他们站在佛教的立场上来批评中国文化，他们并不是完全否定中国文化，而是认为佛教文化高于中国文化，所以劝中国人接受佛教。其他也有许多人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写了许多价值颠倒的文章推崇佛教。所谓价值颠倒，就是价值评判标准出了问题。”（ 蒋庆 先生语，同上）韩愈开始以“排佛”的方式来维护中国圣人所传承的传统，其意义重大，但当时见效却不大。“在当时举国若狂的情况下，韩愈是第一个出来呐喊的人。因为韩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意识到如果当时不重新确立对文化评判的价值标准的话，中国文化有可能灭亡，中国有可能变成所谓的‘佛国’，而佛教的理想就是要在人间建立‘佛国’，使所有的人都成为佛教徒。”（同上）
在此情况下，宋朝儒生开始重视解决这个问题，重新树立其中国文化的传统，重新树立起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信仰。宋初一直到南宋中期之前，都是有志之儒士凭借自己的修养与研究来促成中国文化信仰的复归与重新树立。但在南宋中期之后，以及后来的元明清三朝，掌权者都是用权力推行儒学，而且有些时候是为了朝廷以及个人私利来提倡儒学，虽然有很多学者是在真诚地学习儒学，但也同时有众多的人为了利禄而学习儒学，从而造成了一些虚伪之徒。这种做法，在佛道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情况下，对于广大国人来说，从上到下的方式难以使百姓支持，甚至有时会使百姓看到一些虚伪之徒凭借儒学而得到高官厚禄产生怨恨之情。所以，宋朝之后的儒生在继承传统、重树中国文化信仰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问题出在用国家权力、名利诱惑、从上到下的方式，当掌权者为了私利而利用儒学的时候，问题就更严重了。
鸦片战争之后，因为人们对清朝腐败的痛恨，因为遭受到外来列强的入侵，中国文化传统遭到了更为惨重的打击，对传统文化的信仰落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谷。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这种传统文化信仰的失落就显现得越来越突出：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信仰，就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基督教、佛教、巴哈伊教等宗教作为信仰就成了必然，而且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从世界范围来讲，参加世界宗教同盟的九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锡克教、耆那教、佛教、道教、印度教、巴哈伊教，其中教徒人数最多的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徒居第二，而分布范围则是巴哈伊教属第二。事实并不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科学越发展，宗教信仰会越淡薄，而是正相反，宗教徒的人数现在仍是上升趋势。有两个数字能充分说明这一点：据1980年《大英百科全书》统计，当时世界上宗教徒约26亿人，占当年全世界总人口43亿的3/5。而到1990年，据《大不列颠统计年鉴》统计，全世界宗教徒人数为41亿，占当年全世界人口52亿的4/5弱一点，比1980年增加了4/5左右。伊斯兰教已占到非洲总人口的43%，亚洲人口的20%。”（蔡德贵《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第2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前文之中所列的基督教信徒在中国人中的比例便可见一斑。
三、解决境外宗教渗透的原则与措施
面对外来宗教的渗透越来越严重的现实，我们不能不重视。我们很容易认识到侵犯国家领土的严重性，并且会予以抵御，但是，对思想文化的外来侵犯却常常认识不到其严重性。其原因何在？因为思想文化是一种潜在的东西，那种潜移默化的慢性侵蚀，我们看不到，它的危害也是逐渐地显现出来，甚至是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才显现出来；因为思想文化的渗透常常与用战争掠夺的方式侵犯领土不同，它往往是伴随着利益的诱惑在其中的；因为信奉外来宗教的具体人，其信奉的最初动机往往是自我的心灵得救以及得到保佑的问题，这是他们个人的权利，国家以及个人都不应该干涉，假如国家对此进行干涉，就会被认为违背“宗教信仰自由”。
但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说，我们却不能对外来宗教听之任之。因为中国文化是属于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是属于人类的，甚至说是与宇宙相关的。从中国来说，中国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极为重要的方面，这种凝聚力包括凝聚中华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华人，也包括中国境内和境外的华人。从人类来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明总成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假如中国文化中断或缺失，那么，将是全人类的损失。从宇宙来说，中国文化的道德以及“天人合一”学说关系到天地与人类万物能够和谐相处的问题。我们承认外来宗教也有和中国道德相似的净化人们心灵的作用，但是，当中国的绝大多数人用外来宗教来安慰自己的心灵的时候，当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把成佛、上天堂作为心灵归宿的时候，当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在遇到疾病、灾难时就到外来宗教中去寻求解脱的时候，中华民族将在思想文化上失去民族凝聚力。思想文化比起国家政权以及利益来说，在民族凝聚力方面的作用更大、更持久。所以，我们需要思考对治境外宗教渗透的原则与方法。
对治境外宗教渗透，第一项原则是，必须重新树立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其依据是中华经典之中的“自强不息”与“推己及人”。第二项原则是，对没有明显恶意的境外宗教不持敌对态度，其依据是中华经典之中的“厚德载物”与“和而不同”。第三项原则是，对怀有明显恶意的境内外宗教进行依法控制或打击，其依据是中华经典之中的“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不能先从私利出发来利用中国文化，无论是个人私利、党派私利还是国家私利，都是私利；国家政府只能提倡，但不能依赖国家权力推行中国文化信仰。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第一项原则，必须重新树立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其依据是中华经典之中的“自强不息”与“推己及人”。
“自强不息”来自《周易·乾卦·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之所行，也就是天道，君子就是要效法天道而行人事。乾卦的卦象由自下而上的六个爻构成，体现出“礼”的“有序”的原则；六个爻都是阳爻，都遵循天道而行，好比有道德修养的六条龙，体现出“乐”的“和谐”原则；其最高境界就是达到“用九”爻辞所说的“见群龙无首，吉。”据此，我们应该先致力于循序渐进地把中国自己本来就有的“中国文化信仰”重新树立起来，并且脚踏实地地做到最好。
这里所说的中国文化信仰，是指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信仰。要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入手。
首先，从国家来说，中国文化传统信仰的文本载体是集“道德礼乐政刑”为一体的“六经”，以及作为六经之阶梯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以，政府可以提倡把“四书”、“六经”的内容逐渐纳入到中小学的正式教育之中去，而不要进行断章取义式的选编，不要只是让经典教育只是课外的辅助内容，同时还要允许通过“私塾”形式进行；在高等院校，重新编写教材，改变近百年来“反传统”的内容及其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就是说，按照百年之前的传统解读方式对经典加以解读，恢复它们在“经史子集”中的“经”的地位。这种措施的困难在于，因为一百多年来的反传统或远离传统的思潮影响，我们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对中国文化经典及其思想学说存在着众多的误解，所以，不容易马上被国人所接受，这又需要多通过各种媒体来逐步地加以引导，而不能急于求成。孔子说：“欲速则不达。”
其次，仅仅读经，还不足以达到重新树立中国文化传统信仰的效果，尤其是不能使普通百姓重新树立起这种信仰，所以，还必须有礼仪形式，更要依据仁义之道切实解决百姓的生老病死等实际生活问题。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一个人不学礼则无以立，同样道理，一个国家民族没有自己的礼仪也难以立起自己的文化信仰。这个问题，可以先从培养家人之中的“孝悌”观念和行为做起，此即“亲亲”的落实。还要注重家族的祭祀祖先以及丧礼，孔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从具体操作上来说，把如今的“五一”、“十一”长假缩短为一天或两天，而在清明节和中秋节放长假，清明节使人们能够回家祭祀祖先，中秋节使人们能回家与亲人团聚——为增强人们的“亲情”放假而体现“仁义”，比起为“经济”放假而体现“利益”，更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将来，在绝大多数国人能够认可中国文化传统的时候，可以由国家领导人主持对天、地、社稷以及孔子的祭祀礼仪，以此表达对天道、地道、人道和民族的敬意。
百姓生活不能得到安宁的保障，人们就会转而寻求一种信仰来寻求寄托或解脱，所以，使百姓衣食无忧非常重要。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茍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 明 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对于富贵的人来说，不能“饱暖思淫欲”，而应该“饱暖思礼义”，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然后“政以行之，刑以防之”。这也就是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所谓“推己及人”，是从道德修养方面先“自正”而后“正人”。孔子说：“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从“政治”来说，就是通过“自正”来“正人”，通过“自正正人”而使“天下大治”、“国泰民安”。从中国文化传统来说，要使中国文化传统造福于民族，造福于人类，和谐于宇宙，首先要先从中国的自我端正开始，从中国对自我的文化信仰树立开始。假如中国文化传统的信仰无法树立起来，那么，即使把境外宗教的渗透强行排斥在外，也根本无法根本解决中华民族的心灵归宿和精神生命的问题。
第二项原则是，对没有明显恶意的境外宗教不持敌对态度，其依据是中华经典之中的“厚德载物”与“和而不同”。
“厚德载物”来自《周易·坤卦·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象征着“顺”，但是，它是在坚持原则前提之下的“顺”，尤其是它按照自己的本性而存在与运行，地球之上的人类以及万物就在它的上面生生不息，因而它无私地承载着一切。如果说乾卦就像是太极图之中那个“阳中含阴”的“阳仪”，那么，坤就像是太极图之中那个“阴中含阳”的“阴仪”；阳的刚健之中含有阴柔才健全，阴的阴柔之中含有刚健才完善。中国文化是“阴阳中和”的文化，“阴”是立足之地，“阳”是空间伸展。假如说“中和”以太极图的全部为象征，那么，中国文化既有“阴”也有“阳”；假如说太极图的全部代表“道义的合法性”（天道及大道），那么，“阴”代表“传统文化的合法性”（地道），“阳”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人道），三者共同构成中国文化最高原则的“道”。
没有“自强不息”，谈不到“厚德载物”；没有健康的身心，无法健全地存在与生长；借鉴他人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完善自我，而不是把自我变成他人。所以，没有中国文化传统的自立，就谈不到包容境外宗教；中国文化还没有足以自立的时候，不能过多地谈中国文化对外的影响，也不能过多地谈抵御境外宗教的入侵。在此情况下，只能采取“和而不同”的态度，也就是说，在保持自我、健全自我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信仰之外的信仰。孟子说：“仁者无敌。”中国文化是以“仁义”为基础的文化，所以，我们不有意地事先树立敌人。
第三项原则是，对怀有明显恶意的境内外宗教进行依法控制或打击，其依据是中华经典之中的“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
在还存在着国家与民族的时候，虽然我们强调本国、本民族的自强不息，强调本国、本民族对其他国家民族的厚德载物，但是，又不能没有自我防御能力。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如果不能保证国人衣食无忧，不能保证得到民心的拥戴，固然不足以国泰民安；同时，如果不能有效地防止境外宗教的恶意侵略，将会使中国文化传统中断。只有“宽猛相济”、“仁义并用”，才能有所保障。
按照《春秋公羊传》中的“张三世”之说，当今世界，处于物质生活的优胜时期，但是，却处于道义精神的缺乏时期（相当于“三世”之中的“据乱世”，顶多相当于“升平世”），但是，中华民族却要由此而向“太平世”（大同世）迈进。在“据乱世”时期，要“平天下”，需要先“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也就是说，要在本国先树立起道德礼义，此时还谈不到对外的道德礼义的影响。在“升平世”时期，则“内诸夏而外夷狄”，也就是说，在本国范围内提高了道德礼义水平之后，注重自然而然地影响都周围国家，对于没有道德礼义的国家虽然不能一时之间去影响它，却也不能于之同流合污，更不能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不能先从私利出发来利用中国文化，无论是个人私利、党派私利还是国家私利，都是私利。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大于短期和局部利益；国家全体的利益，大于党派的集团利益；党派的集团利益，大于任何个人的利益。无论是个人还是党派，只要能把国家民族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放到第一位，就不会得不到长治久安。假如在重新树立中国文化信仰的过程中采取利用的态度，便违背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基本的原则——诚，那不仅将危害虚伪者自己，而且危害中国文化传统。
国家政府只能提倡，但不能依赖国家权力推行中国文化信仰。中国文化传统强调的“自正正人”，是自上而下的道德修养，而不是用行政命令或者名利诱惑的方式自上而下的推行。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参考文献：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韩星《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第6-7页。
蔡德贵《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第2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蒋庆《公羊学引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来源：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9991&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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