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三大宗教困境 郑永年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加快发展和转型，社会成员的信仰问题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显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精神和信仰上的需要是一种客观社会存在。正因为是客观需要，事实上，宗教在中国的发展相当快速。在当代世界，中国可以说是宗教力量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地区。对很多西方宗教来说，具有庞大世俗人口的中国是宗教发展的最后一块乐土。与中国不同，西方世界的很多国家，宗教文明的世俗化一直在进行，信教人数尤其是虔诚信教者在减少。西方尽管有完全的传教自由，但因为世俗化趋势，传教显得相当困难。在欧洲，人们不难发找到往日的教堂演变成为酒吧等娱乐场所的案例。
除了西方传入的宗教，中国社会本身所有的宗教的发展也相当迅速，例如佛教。也不容忽视的是，各种各样的邪教也在层出不穷，尤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邪教的出现当然不是当代的事情。邪教在中国有长久的历史。不管政府对邪教采取怎样的举措，各种邪教还是会产生。这和西方社会没有多少的差别。但在中国，因为正教的发展受到控制，这为邪教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具备与宗教对话的经验
中国有关当局对这些发展应当说是有清醒认识的。但在行动方面，除了一些相当无效的控制手段之外，从宗教发展角度来说，是采取回避问题的态度的。很显然，回避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不当的压制和控制反而会导致激进化，增加政府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社会的发展要求适时和有效的宗教政策。例如采取有效的开放和鼓励发展宗教政策，才能控制和减少邪教的空间。
有人说，中国的执政党已经应付了一个重要的挑战，即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民营企业家的入党，下一个需要应付的问题就是宗教了。这种说法具有相当的道理。这里有两层的含义。一是执政党必须直面宗教问题，因为宗教是客观存在的。二是执政党有能力应付和解决宗教和与宗教相关的问题。中国文明和各种不同的内生的、外来的宗教互动了数千年，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对解决宗教问题的信心应当是有的。
但信心不等于现实。在信心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在不同时代，因为不同的内外背景，当政者在应付和处理宗教问题必须有适合于这个时代的新的方法。那么，在当代的中国，应付和处理宗教问题会面临怎么样的挑战。挑战众多，并且是深层次的。在笔者看来，有三个重大的挑战尤其显然。
第一是中国世俗文明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很多人简单地把中国宗教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看成是官方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看法并不十分确切。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看法有待探讨，但在中国的文明环境中，世俗性和宗教之间的紧张在历史上一直是存在的。中华文明尽管不排斥宗教，但文明本身是世俗的。与世界上其它文明相比较，世俗性是中华文明的最大的特点。在世俗性的前提下，中华文明体现出理性、开放、包容性和和平性等特点。大多宗教文明是排他性的。排他性经常导致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西方历史上，不同宗教之间出现过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而在中国则没有这样。中华文明没有拒绝宗教，而是在理性的态度下，包容了各种宗教，逐渐使得宗教成为自己世俗文明的一部分。
世俗化与宗教的紧张关系
因此，在今天的条件下，如果宗教发展不可避免，那么世俗文明的宗教化是必须避免的，否则就会导致大灾难。不管怎么说，世俗化是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大趋势。当然，激进的世俗化也导致了宗教的激进的反弹，但这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来证明世俗文明宗教化的合理性。实际上，西方世界花费了数个世纪进行宗教文明世俗化。这个过程到现在还在进行。从世俗文明的角度来说，中国面临的挑战一是如何维持文明的世俗化，就是说，不被宗教化；二是如何采取开放理性的态度来包容宗教发展。
第二大困境是政治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现在经常出现政治不容忍宗教，宗教热衷于政治的情形。在很多场合，这就使得政治和宗教处于对立状态。政治是世俗政治。政治不容忍宗教，如上面所说，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中国世俗文明的原因。或者说，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世俗文明，宗教在中国的发展经常处于一个世俗政权规定的构架之内。在这个构架之外，宗教的发展必然遇到诸多困难。
另一方面，宗教力量对政治也具有浓厚的兴趣。今天，中国的一些宗教力量，例如很多地下教会，甚至以“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为它们的目标。这里既有宗教力量争取发展空间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背景。宗教力量对政治的兴趣，尤其是它们倾向于拥有政治影响力。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导致政治对宗教的不宽容。这就容易陷于一种政治和宗教之间的恶性循环。在西方，政教不分有惨痛的历史教训。正如宗教文明的世俗化，政教分离也相当艰难，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间。在这方面，中国也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政治包容宗教，二是宗教不干预政治。如果政治不能包容宗教，两者的冲突会越来越甚。但包容宗教并不能证明宗教可以干预政治。要走出目前两者之间的恶性互动，需要两者的努力。如果政治不能包容宗教，那么，宗教力量必然会继续挑战政治；另一方面，如果一些宗教力量还要以改变政治为目标，就必然会遇到来自政治的压力。
第三个大的困境是不同宗教之间的和谐共存。不同宗教之间发生纠纷和矛盾甚至冲突，这在中外历史中都可以找到很多很深刻的教训。在当代中国，到目前为止，无论官方承认的正教之间还是不被承认的地方教会之间或者是邪教之间，都还是处于竞争宗教空间的阶段，没有出现明显的教派冲突。但同时也要看到，各种宗教之间的矛盾也在显现，甚至同一宗教内也在出现不同的教派。从历史上看，各种宗教之间如果不能发展出和谐共存的规范，矛盾和冲突时必然的。
宗教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尤其敏感。在中国，民族往往是以宗教来界定的，尤其在新疆和西藏等地区。就是说，民族和宗教往往很难区分开来。这样，一些平常的社会矛盾和利益矛盾（或如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矛盾”）就很容易演变成为民族矛盾，继而演变成宗教矛盾。在西方，人们经常把社会矛盾和民族和宗教矛盾混为一谈。最显著的是一些人经常把一般的人权问题和宗教问题等同起来。最近，在新疆问题上，一些国际恐怖组织也努力想把那里的社会矛盾转变成为民族甚至宗教矛盾。
不管人们喜欢以与否，宗教问题在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对宗教的内部需求和外部推动造就了宗教发展强大的动力。在新的时代，中国的世俗文明向何处去？这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问题。应当看到，世俗文明一方面遇到了挑战，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从世俗文明中找到应付挑战的方法和经验。中国之所有能够数千年维持其世俗文明的性质，就是因为其有无穷的智慧和潜能来应付非世俗文明的挑战。但无论如何，只有人们面对现实，才能理性地应付挑战。回避问题或者用非理性的方法，只会适得其反。这也是历史的教训。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原文刊于《联合早报》2009-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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