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学德：在“祖国偶像”的背后

杨宁发表于 2020-6-17 19:07:21

在“祖国偶像”的背后
范学德  　　 
  1. “祖国”成了偶像 
  “祖国” 经常被比作母亲。
        有时“祖国”母亲会被“权力”这个后夫拴住，戴上 “主义”的桂冠，身披着“美德”的锦衣，脚穿上“教育”的皮鞋，顺着“传媒”开出的大路就扭扭捏捏地走到了“人民”的面前。这时候，就见一群群金童玉女帅哥俏姐半老徐娘老迈黄忠都围了上来，搂着她的身影笑啊，唱啊，喊啊，一声声地说我爱你啊，或者你是我的最爱。就在这欢呼声中，“祖国——母亲”变得越来越神秘，越来越伟大，越来越神圣，直到她成为一个巨大的偶像。 
  　　爱国的情感是自然的，也是可贵的，但它却可能被权力所扭曲，使之成为一个巨大而又坚硬的偶像，名之为“爱国”。这偶像一经确立，那么，芸芸众生，无论是生活在祖国大地的，还是在祖国大地上出生的，都要向它效忠，崇拜，视之为精神的至上追求，感情的最后依赖，心灵的全部寄托，生命的唯一支柱。必须全心全意去爱她，爱她没商量，直到将她举到高于一切的神坛上，为了她，你，还有我，都要献出一切。 
  　　当权力将“爱国”偶像化，神圣化时，与“祖国”相联系的一切就都可能被偶像化，神圣化，也就是说，现存的一切，从社会秩序，经济生活，民俗特点，文化遗产，到政治权力，法律制度，思想观念，饮食男女，日用言语，等等，都能够被“爱国”合理化，神圣化。存在就是合理的，就会变成祖国就是合理的；对祖国的感情是神圣的，就会变成在祖国内的一切都是神圣的。若是批评现存的事物，就是不爱国，不爱国是卖国，卖国自然是汉奸。 
  　　在中国，这一脉的“爱国”观念源远流长。 
  　　早在古代中国，“国”的观念就被“家”和“天下”的观念吞噬了。这个“家”，不是每一家的家，而是“一家”之“家”；这“天下”，也不是天下人的天下，而是“一人”之下的“天下”。如此一家，非“皇家”莫数；如此一人，独皇帝胜任，有道是：“孤家寡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前提，也是结论。因此，古时所谓的爱国与忠君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朕，即朝廷，即国家，即天下。只有忠君才是爱国。维系这一点的，不仅有皇权，更有渗透人心的伦常：伦常之要在“三纲”。“三纲”的核心是“君为臣纲”。其要义如宋儒所说：天下无不是的君。皇帝永远正确。无论出现了什么情况，圣上总是“英明”，君要臣死、民死，都不得不死。至于什么理由死，不必问，问了也没有任何意义，也不得有任何异议，反正是皇帝的意志高于一切。
   在这种皇权至上的传统中，爱国实际上被爱皇上所吞噬了。对于小民而言，什么国不国的，那是你不佩去看的，也不佩去爱。你唯一佩看的，是看皇帝的眼神，但你绝对没有条件看到那眼神，即使面对了，也不敢平视，只能仰视，任他俯视。于是，你的顶头上司是谁，你就听他的好了。他就是你的父母官。代表了圣上的旨意，又如同跟你的生身父母。请切切记住，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样，爱“现管”的这个父母官之所爱，就把 “三纲”的两个核心完美地结合起来了：天下无不是的君，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人伦支持朝纲。人伦，以父母为始；朝纲，唯圣上旨意是从。
   “老话说，专制政体之下，只有一个爱国者，就是专制暴君本人。如果人民处于绝对臣服的状态，哪怕国君十分贤明，这一说法仍然正确”（注一）。米尔的这个论点，至今仍然正确。
  　　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现在自然都知道“国”与“家”有别了。至辛亥革命之后，“国”被“皇家”一大家子所垄断所代表的局面总算结束了，至少，在法统上已经结束了。因此，若把祖国至上与权力意志至上结合为一体，那就无法摆脱皇帝的意志高于一切的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现代人，千万别想去当皇帝，时代不同了。也别把皇帝的意志高于一切的专制主义，挂上别的什么名目，继续展销。鲁迅当年有句名言：“弘扬民族主义决不是要宣扬这样一种观念：做异族的奴隶不好，那么我们倒不如作自己人的奴隶吧” （注二）。
   弘扬爱国主义也是这样，那不是劝人在自己的祖国内作奴隶。
  2. 信教就是不爱国？ 
  　　“信耶稣就是信教，信教就是不爱国”，这是扭曲了的爱国偶像在信仰问题上的逻辑。虽然这逻辑很荒谬，但却有深厚的历史基础。 
  　　这历史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传教的自由和信教的自由，都受到了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人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所以，就有了所谓的“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少了的那个中国人成了“鬼子”，但不是原装的“鬼子”，名之为“二鬼子”。
   可悲的是确有极少数的华人基督徒，他们做了基督徒就不把自己当成中国人了，心甘情愿地当上了“二鬼子”。于是，这父母之邦就不放在他们眼里了，更不可能放在心上。“二鬼子”不爱国，就成了现实。怜之者，道是可悲；恨之者，斥之为可耻。可悲也好，可耻也罢，但从此却留下了无穷的冤孽，这就不是遗憾一语能表达的了。
   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二鬼子”把自己当成了特殊华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则根本不把他们当成中国人，渐渐地，就不把他们看成是人了。推而广之，凡是信了“洋教”的华人，都不是中国人，或者说，是中国人中的另类，败类。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其人非人，则是鬼子。鬼子者，自然非人之子也，乃鬼之子。杀“鬼子”，不是杀人。
  　　把“信教等于不爱国”的逻辑再往前推一小步──信教就是卖国了。对于卖国者，杀无赦。首开这杀戒的，就是被歌颂为伟大爱国主义运动的义和团。 
  　　在这场“杀鬼子”和“二鬼子”的动乱中，动刀动枪，杀人放火，在前面冲锋陷阵，舍家赔命的，大都是平民百姓。而在其背后煽风点火，出谋划策，击鼓鸣金的，则是达官贵人，儒生士绅。前者对基督徒的仇恨往往见于直接物质利益的冲突，而后者对基督徒的仇恨，则来自更深的恐惧：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儒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曾国藩就这样声讨过：“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教、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注三）。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另一个方面则在于，它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包括侵略阴谋）”始终连在一起。这一点，从1840年，到1900年，到现在，一直没变。 
  　　无论是下意识地反感异于自己精神世界的新事物，还是出于有系统的诬陷，说基督徒不爱国，都是最容易挑起民众的非理性情感，借以蔑视仇恨基督徒。因为从鸦片战争起，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一直是被西方列强欺凌压迫的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指责信基督就是不爱国，无异是将基督徒置于“民族罪人”“民族败类”的历史地位，也给残忍而又卑鄙地迫害基督徒的作法，戴上了神圣的光环。 
  　　在过去的岁月中，为了信仰而受苦受难，就使得生活在大陆的基督徒，不但与其他的普通百姓一道受苦，并且，苦上加苦。但是，就当基督徒与自己的骨肉同胞一同受苦受难时，就当他们在苦难中还默默地爱自己的骨肉之亲并为祖国祷告时，就当他们忍受着耻辱与压迫，竭心尽力做一个荣神益人的好公民时，一百多年来泼在华人基督徒头上的污水，终于被殉道者的鲜血洗净了。 
  　　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基督徒，现在有资格有信心宣告，我们是爱国者。我们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爱着我们的骨肉同胞。这不仅是自然的，因为我们就是中国人，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息，挣扎，欢乐，仰望。这也是必然的，因为我们心中有天国。这在我们心中的天国令我们必然爱我们的邻居。 
  3. 良性与恶性之分 
  　爱国，是不用专门教育的，那是情之所至，理之当然，想让人不爱都难。即使一个人在自己的祖国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恨伤害了他的那些人和那些力量，但他恨不了他的祖国，他恨不了那生他养他的山山水水，他恨不了那熟悉的乡语乡音，他恨不了五千年的象形文字，恨不了从儿时起就刻在脑海中的窗前明月光，还有长城长城谣，黄河黄河大合唱。
     即使他有恨，但那是由于爱得太深而引起的恨，是恨铁不成钢之恨，是恨溶入我血液的这一切，为什么不能变得更美好，最美好。
        我爱我的祖国，这一份情感是那么自然，那么浓烈，就好像一棵小树，只要根扎在大地，那泥土中的养分、水分，它就不能不吸收。即使是在穷山，在荒原，虽然贫瘠，但她依然像野草，顽强地扎下自己的根，到大地的深处。
  　　多年前看春节晚会，我听到了一位歌唱家唱余光中的诗：“到如今，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大陆在那头……”还没有听他唱完，我就流泪了。那样一种对祖国的爱，若不是出了国门，是绝对体验不到的。“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那不是歌，那是现实，是在心头上刻下的一刀又一刀。而心之所以能被刀伤，只因为无论在哪里，心总是在那头，永远在那头。
  　　可是，有形形色色的爱国主义：从朴素的爱国感情，到理性的、健全的爱国主义，到狭隘的、极端的爱国主义、到官方的爱国主义，虽然有时很难画出一条清晰而又确定的界限，但区别的确存在在那里。 
  　　殷海光在论述“我族中心主义”时说：从文化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文化的份子多少都是我族中心主义者，但有良性与恶性之分。良性者肯定并爱戴自己文化的风俗、习惯、制度、文物、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但同时也欣赏并且尊重其他文化里的这些东西；恶性者，只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具有绝对的价值，并且这些价值只存在于我一族之中，并且优于一切文化，从而对别的文化采取了一种鄙夷甚至排斥的态度。（注四） 
  　　狭隘的爱国主义之所以狭隘，不仅在于它把自己的爱仅仅限制在一国之内，更在于它排斥人类的普遍价值、共同价值。而健全的爱国主义之所以健全，就在于它不仅爱自己祖国的一切真、善、美，而且爱一切的真、善、美，爱与真美善相连的独立、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不论它出现在什么国家。 
         就价值的层次而言，人类的普遍价值、共同价值，高于祖国的价值。当两者发生冲突时，毫无疑问：前者高于后者。用另一句话来说：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中国人，美国人，俄国人。将爱国的价值置于人类的共同价值之下，这样的爱国主义才是健全的。
  　　用孔夫子的话来说，健全的爱国主义有其“达”与“不欲”两个方面：就“达”而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凡是我渴望的真善美，我也渴望其他的人拥有它，或者说，不论什么人，只要他渴望的是真善美，那么，我就心甘情愿地让这个渴望成为我自己的渴望；就“不欲”而言，“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凡是我所恨恶的假恶丑，我就不把它加给任何人，无论这人与我同族还是异族；或者说，无论假恶丑出现在哪里，都为我的心灵所拒绝。
        耶稣把这个原则提升为整个人类精神生活、道德生活和灵性生活的根本原则：“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注五）。 
  4. 狭隘爱国主义的陷阱 
  　　无论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现实中，都可以不费力气地发现：狭隘的爱国主义往往成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的代名词，并且，它会迅速转化为赤裸裸的反西方主义。 
  　　狭隘的爱国主义有一个简单而明确的“凡是”逻辑：凡是属于西方的，都是坏的，必须坚决反对。 
  　　它最先排斥的是一切外来的器物、技术，即物质文明，从“洋火”、“洋布”，到“洋枪”、“洋炮”。这一层排斥是最容易消解的，因为非常明显，物质文明是没有任何国界限制的，而且它还有用，就像如今，大概没有几个人会反对使用计算机吧，也很少听说因为爱国而把家里的电视砸了，虽然这些东西最初都是从外国进口的，而如今，甚至把它们出口了。 
  　　在物质文明之上，狭隘的爱国主义排斥的是政治、法律制度，即政治文明。那心态，从正面说，是“汉家自有制度”，反着讲，则是“祖宗之法不可变”。 
  　　无奈民主、自由和人权，乃当今世界之大流，挡是挡不住的。无论国情如何如何的特殊，当人们可以睁开眼睛自由地看世界时，他总是能看到法治社会与民主制度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当然了，不用多少政治智慧人们就可以看到，无论怎么成熟的法治社会与民主制度，都有许多的缺点和毛病，并且，有的地方还病得不轻。但是，无论它们有多少缺点，但比专制、独裁、人治相比较，总是好得无比。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哪怕它打着“祖国”的旗号，在道义上也支撑不久，只有破产一途。 
  　　若是从排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阵地退下来了，某些人们还剩下一个阵地可以固守，这就是精神文化，即精神文明。凡是外国的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宗教，统统都是腐朽的，堕落的，甚至是反动的，必须坚决拒绝。套用一个公式，就是与西方的文化彻底决裂，或者说，与西方的观念彻底决裂。 
  　　拒绝“洋人”的“洋教”，不相信外国人的上帝，这就是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最后一块盾牌。 
  　　上帝居然有了国界的限制，这岂不是开玩笑？但笑不出口，只好苦笑。指责“基督教是西方宗教”的“爱国者”们，很少有勇气面对佛教，想一想，佛教当年不也是“洋教”吗？还有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为什么同是西方的“经”，这佛经就取得，读得，而圣经就取不得也读不得了？ 
  　　这其中有一个奥秘：流传在中国本土的佛教，早被中国文化改造了、同化了，成了土色土香的中国佛教。连日常用语都无法摆脱，像什么缘分啊，冤家啊，解脱啊，沉沦啊，火坑啊，一刹那啊，等等，统统都是佛家用语。这自然令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文化人，有许多的自豪。但是，面对着基督教信仰，我们却发现，它从根本上撞击了我们的文化，什么人皆为罪人，什么救主耶稣，这样一些观念，是我们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的。（而正是这样的基本观念，从根本上影响了西方文化。） 
  　　基督教信仰更宣称：这上帝是惟一真正的上帝，这救主是惟一真正的救主，这救恩是惟一真实的救恩，而这人，无论是高贵的，还是卑贱的，有知识的，还是没文化的，人品好的，还是德性差的，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都需要被耶稣基督所拯救。 
   这些话中国人听起来的确很生疏，别扭的很，什么救主啊，救赎啊，罪人啊，犯罪啊，怎么听，怎么不中听，难受。
  　　这怎么能不令我们中国人反感呢？有点文化的，觉得这贬低了我们的孔孟老庄，那可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圣人、好人、新人自居的，认为这羞辱了他们的人格，我不是好人？胡扯；自认为有信仰的，则为佛祖真君关公马祖一大堆的神明抱不平，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真上帝，这如何可能！放肆，不宽容；轮到平民百姓了，说法虽然不多，但总感到这有些霸道、别扭：我们把儒啊、佛啊、道啊、关公啊，还有什么大师阿，和耶稣都搅和到一起来信，不挺好嘛，怎么就不行呢？ 
  　　最滑稽的是，狭隘的爱国主义用来批判“西方人的上帝”的锐利武器，国产的不多，大都是进口货，且只从西方进口。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还是东方主义，都是狭隘爱国主义反对的西方文化霸权中的一部分洋货。 
  5. 走火入魔的境地 
  　　狭隘的爱国主义常常陷入走火入魔的境地。它还有第二个简单而明确的“凡是”逻辑：凡是属于中华的，都是好的，必须坚决拥护。 
  　　爱国之情往往使人过高地估计他生长于其中的文化的品质，家乡话听起来最好听，中餐的味道最鲜美，万里长城看上去最伟大，等等。这都是人之常情。但是，若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认为凡是我国的，就什么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就连我这人种，都是宇宙间最纯正的，这就多多少少带上了点邪气，因它使人心偏执。二战时的日本人相信，大和民族比世界上其它一切民族都优越，对那些落后的支那人怎么办呢？不愿意归顺的，就只好冷处理了：杀。更不必说德意志民族了，如果他们没有对“日耳曼人的优越”的强烈信念，希特勒无论煽多么大的风，也绝对点不起邪火来。 
  　　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有“华夷之辨”，这一分辨，辨的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在远古时期，中华文化与周边的某些文化相比，的确有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这是事实。问题是到了今天，若还认为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并且仅此一家，别无分店，举凡中国的文学、艺术、建筑、园林、哲学，历史、语言、甚至景色和美食，都完全优越于其它一切文化，对此，只有走火入魔才能解释。 
  　　五四运动是个界线，在此之先，走火入魔的爱国主义，往往是走在文化里而入魔的；在此之后，往往是钻到政治里而走火的。前者打的是文化牌，其公式是：中华文化高于一切，为了延续其道统，必须排斥其他劣等文化；后者打的是政治牌，其公式是：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利益，个人应该牺牲一切。 
  　　问题是在没有异族侵略如日本侵略之类的情况下，祖国的利益并不是那么一清二楚的。因为在一国之中有许多的人，有许多的家，许多的阶层，许多的社会集团，还有许多的党派。就连一党之内，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也是党内有党的。那么，这祖国利益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是否对所有的国民都有益？即使都有益，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受益，得到了同等的好处？王逸舟指出：人们经常把“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相混淆，“有时甚至被故意混用，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无一例外地都把重点放在国家身上，即：国家能够代表民族，国家利益体现了民族的最高利益。这要么反映了单质国家条件下孕育出的无知和偏见，要么反映了多元国家的当权者保持一统的愿望和宣传的后果” （注六）。问题很简单：由谁来规定民族利益，祖国利益？通过什么方式来规定民族利益和祖国利益？老百姓说的实在：还不是当官的说了算。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有种种的明证，大喊祖国利益的，往往是从一国之中受益最多的社会集团，并且，它们往往就是在该国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正因为如此，凡是动不动就说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又代表了祖国利益的，其代表性都是可疑的。 
  　　祖国的利益是有的，它是民族独立，人民自由，是繁荣，是富强，是法治，是民主，是人权。而实现这一切，绝对不是把“祖国”放在神龛中崇拜记几下就可以达到的，也不是靠喊几个爱国口号就解决问题的。它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把祖国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它造成的后果，恰恰害的是生活在这一国土上的平民百姓。 
  　　把祖国当成高于一切的，必然导致一种扩大了的利己主义──爱国的利己主义。这个词是费尔巴哈提出来的，他说：“不仅有单数的或个别的利己主义，而且又有社会的利己主义，有家族的利己主义，有集团利己主义，有区域利己主义，有爱国利己主义”。费尔巴哈痛斥这种利己主义：“为自己发明出天堂，为别人却发明出地狱；为自己发明出唯物主义，为别人却发明出唯心主义；为自己发明出自由，为别人却发明出奴役；为自己发明出享受，为别人却发明出制欲。就是这利己主义，使政府把自己所犯的过错推到臣民身上，使父亲把自己所产生的罪恶归罪于孩子，使丈夫把自己应付的责任的软弱拿来责怪妻子，一般地，对自己一切都宽宏大量，无边无际地维护自己的‘我’，却要求别人不要有他们的‘我’，要求他们单靠空气生活，要求他们像天使一般地完善和非物质” （注七）。
  　　基督徒否认一切形式的爱国利己主义。即使在他真诚地爱着祖国的时候，即使在他为了祖国吃苦受难甚至舍命的时候，他也清楚地知道，祖国并不是高于一切的。不止是祖国，世上的一切，无论是财富、科学，还是民主、自由、人权，都不是高于一切的。 
   只有上帝高于一切。
  　　这不是说科学民主这些东西不好，它们是好的，但不是绝对的好，而是有缺陷的美好，因此，它们不可能是至高至善的。这是其一。其二，无论它们怎么好，它们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人创造出来的好，而人是被上帝创造的。人若敬拜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却不敬拜创造人的创造者，这岂止是精神的颠倒？这是毁灭的开始！ 
  　　因此，正因为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所以我不能把祖国的利益视为高于一切。套用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我要说：“我爱我的祖国，但我更爱上帝”。 
  6. 现代阿Q的疤拉 
  　　狭隘的爱国主义基于“两个凡是”的逻辑，又导出了另一种非理性心态，就是祖国是批评不得的。如果你说我们的祖国怎么怎么伟大，怎么怎么繁荣富强，在哪些哪些地方比外国（比如美国）好多了，这行。你小子有眼光，有骨气，爱国。但你若说祖国有什么病态，在科学技术上，在法治和政治制度上，在精神文化上有什么不足、落后，这就犯了大忌讳。你胡说！你小子是洋奴！汉奸！卖国贼！ 
  　　这种非理性的态度，还有一个堂皇的理由，叫做儿不嫌母丑。这当然是顺着宋明理学的路子传下来的，由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变成天下无不是的祖国。 
  　　 “天下无不是的祖国”，这是祖国偶像所塑造的金科玉律。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像泰戈尔这样的伟大爱国者问题才厌恶作为政治概念的民族（自然包括祖国），他说：“民族的概念是人类发明的一种最强的麻醉剂。在这种麻醉剂的作用下，整个民族可以实现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而一点也意识不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堕落” （注八）。
  由不嫌母丑，进尔不承认母丑，或者索性鼓励她更丑，这就是祖国偶像要人们吞下的麻醉剂。 
  　　问题是如果母丑是事实，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基督教认为，不仅人皆有罪，而且凡是人所创之物也都打上了罪的烙印。祖国也是如此。“母丑”，实际上往往正是罪之所在。因此，基督徒固然爱国，但他却绝对不会无条件地爱祖国的一切，他不能爱祖国中那不是从上帝而来的东西，他们不能爱罪，不能爱邪恶，不能爱暴行，不能爱专制，不能爱愚昧。
          基督徒不能爱罪，不论这罪是属于我们祖国的，还是他们外国的。 
  　　基督徒不仅不能爱那一切的罪恶，而且他要实事求是地说，这些的确是罪恶。正是基督教信仰中的这一点实事求是，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笔者就时常遇到这种状况，你若是从信仰出发，对大陆的现状有所批评，有人就说你不爱国，尽管他们平时对那些现象深恶痛绝！ 
  　　有趣的是，当我们在海外的大陆人听台湾人说大陆哪些地方不好时，心里就很气，那态度大概也是阿Q似的，大陆，那也是你配说得的？而当我们这些人回国探亲时，若我们说国内什么地方不好，国内的人听了就跟我们急，那态度和我们对台湾人的态度，一模一样。 
  　　由此想到了“爱国贼”一词。这个词不是我的发明，是我在网上看来的，出自大导演姜文之口。姜在谈到他拍的那部影片《鬼子来了》时说：“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 
  　　姜所谓的“爱国贼”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不大清楚。但有一点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若拒绝对自己祖国的任何批评，那么，他的“爱国之心”与“贼心”可能就相距不远了。“爱国之心”之所以能变成为“贼心”，就是因为它“护短”，不承认自己的祖国存在着丑恶之处，千方百计地为祖国中的丑恶辩护，阻碍着祖国在自我否定中不断地实现自我更新。这样，它就偷窃了祖国的良心，扼杀了祖国的良知，成为祸国殃民的工具。 
  　　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爱国者，由于他们揭露、批判了祖国之内的“丑态”（罪恶），就背上了“卖国贼”的恶名。远的不必说了，现代的，彭德怀将军就是一个明证。他就因太爱这个祖国，说了大实话，所以死后多年，身上还背着“里通外国”的罪名！笔者还想到一些基督徒，尽管他们身上背着“帝国主义走狗”、“帮凶”等等的罪名，但他们就是被关在祖国的牢房中的时候，还默默地为祖国祷告。 
          祖国是不允许批评的，贯彻这种逻辑的是什么人呢？这不由得我想起了约翰逊的一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 （注九）。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德国大文豪歌德竟然说：煽动爱国情绪，只有“在最低等的文化之中，才有最强和最暴力的效应” （注十）。但歌德的话并不全面，因为即使在那些最高等的文化如德国文化中，煽动爱国情绪，也可以造成“最强和最暴力的效应”。其秘密正如希特勒所说的那样：“鼓吹民族主义的功效，其实是操纵公众的注意力，使之对准一个共同敌人” （注十一）， 
  7. 异乡人的心里话 
  　　几年前我刚信主时，由马克思、恩格斯的那句名言：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突然想到了一个怪问题：基督徒有祖国吗？想来想去，我不得不承认：从终极归属的意义上来说，基督徒是没有祖国的。 
  　　基督徒的国是天国。他属于基督而且只属于基督。他所有的一切都不属于自己，连他自己也不属于自己，因为他是属于主的。 
  　　世界上一切的“有”，包括我“有”祖国的“有”，都会归于消亡。因此，它们都是暂时的“有”，不具有永恒性，从而，不得称为真正的“有”。真正的有是与永恒相联系的，是在永恒中的“有”，换言之，它是永远不会失去的。 
  　　因此，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基督徒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异乡人，是客旅”。不错，他们有祖国、有故乡，有家庭，有父老乡亲，但这些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最后的家园。他们所向往的，是一个更美的家，她不在地上，在天上。那是上帝亲手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家园，这上帝之城美好无比。 
  　　但在现实中，人是有祖国的，基督徒也不例外。比如，我生而为中国人，黑头发，黄皮肤，说东北话，这一切，都不可改变。哪怕看上黄石公园千百遍，我心中最美的山还是黄山，虽然我至今还没有看到它；无论读了多少英美文学的名著，但我欣赏的，始终是唐诗宋词，不必说孔孟老庄，不必说鲁菜粤菜，不必说长城，不必说故宫，不必说碑林，数不清的不必说一声声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这一切，不可改变。即使有一天，病亡异国，老死他乡，那魂所认定的“故里”，依然是中国。 
  　　对今日之我来说，祖国不是一个名字，不是一个符号，也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乡情、乡音，是父老乡亲，是老师，是同学，同事，同窗好友；是西山摘下的那片红叶，是黄河出龙羊峡前看到的那一湾静水，是五台山的晨曦中听到的木鱼声声；祖国，是我翻了一遍又一遍的红楼梦，是我漫步中追思志士仁人的天安门广场，是那个开始了我思想解放的三中全会。说不尽的祖国，这里，有我童年走过的乡间小路，有我年轻时的火热理想和理想的破灭，还有我中年时的奋斗和奋斗后的无奈。即使我有不满、不平、怨恨，即使我有时想忘记，但我忘记不了我的祖国。那实实在在的祖国，那养我育我的一方水土，我对她一往情深。 
  　　中国，我的祖国，我的故乡。既然上帝让我生而为中国人，既然上帝让我在神州大地上长大，既然上帝让中文成为我的母语，这其中必有他的美好计划，我欣然接受。 
  　　不需要什么豪言壮语，爱你的“邻居”，这是上帝对我的命令。我的“邻居”是谁呢？他们不正是我的骨肉同胞吗？我居住在哪里有何妨，他们居住在哪里又有何妨？把我和祖国连在一起的，是爱，这爱自天而降。
  注释：
  注一，注九，转引自（美）爱德勒编《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北京，1988 年1版，第330页；第329页。
  注二，注六，转引自孟繁华主编《九十年代文存1900——2000》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1 年1版，第226页；第184页。
  注三，谢扶雅著《基督教与中国思想》，基督教文艺出版社，香港，1990年4版，第286页。 
  注四，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北京，1988 年1版，第121页。 
  注五，《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第12节。 
  注七，.《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册，三联书店，北京，1962年1版，第806页
  注八，泰戈尔著谭仁侠译，《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北京，1986 年1版，第23页。 
  注十，注十一，转引自陶杰文：“爱国”定义的代理批发零售垄断一条龙《苹果日报》 2004年2月14日 
  定稿于2004．3．3

页: [1]

圣山网论坛：恩典中国的异象's Archiver

范学德：在“祖国偶像”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