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林：顾准与基督教文化
写下“顾准”两个字前我踌躇再三“二十一世纪都过去七八年了才知道顾准，你太孤陋寡闻了吧？”
是的；
“‘顾准热’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现在热劲早过去了，你太少见多怪了吧？”
是的；
“顾准的东西，从概念到对材料的运用都是非常有问题的。他所涉及的文献都不过是通俗读物，至于概念的使用例如对经验主义等的理解，则根本不是如今通常西方哲学领域中的理解1。”
是的；
“在九十年代所谓开放后还如此吹捧顾准是个悲剧，说明中国知识界在思想上，学术还是封闭的2，顾准和孙冶方的价值观点现在看都很不足道，现在你说孙道顾，太过时了吧？”
是的；
“顾准最重要的身份还是个经济学家尤其是会计学家，他最有价值的还是‘价值论’，一个非学者大概是看不懂的，你太不自量力了吧？”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一切都令我自卑，难堪和难过到无地自容，却不得不承认都有道理。
我是因为苦于寻找不到孙冶方经济思想的精髓--“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必须遵循价值规律”的源泉，在朋友的推荐下开读顾准的。2008年才开读顾准已是落伍不堪，读过之后忽然发现文章竟是无法写下去了则更是难堪。
顾准在我面前竖起了一座大山，不是高山仰止的山，是一座想绕却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山。
“写孙冶方绕不开顾准”是不言而喻的。我也琢磨过各样“绕”或者“不绕”的办法：
预防丢丑，避开盲区，人云亦云是一法；
云遮雾罩，肆意挥洒，大写意是一法；
罗列史料，快入快出是一法；
浅斟低唱，殇情滥情也是一法。
然而意义何在？文字还值得写下去吗？
从小到大我的潜意识中都在寻觅着一个人，一个每个国家都一定至少会有一位的人--在法兰西他可能叫维克多·雨果，在不列颠他可能叫查尔斯·狄更斯，在美利坚她可能叫哈利特·斯陀夫人，在俄罗斯他可能叫列夫·托尔斯泰或者多斯妥耶夫斯基（还有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假如《静静的顿河》确是他写的话）……。在我的父祖之国这个人是谁呢？是鲁迅吗？是沈从文吗？都可能，但都不太像。
鲁迅在解剖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锋利和深刻度上，在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描述上，几乎是“全民公认”--还没有出其右者。然而树人先生极端地蔑视悲悯和宽容，一如他的遗嘱“我不要任何人的原谅，也不原谅任何人”，对中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怨跃然纸上，令人绝望；
从文先生一生“拒绝写文章体现别人的世界观……他想到的只是美，博爱，道德，自由与和平”，“美是沈从文的上帝”3，他的文字令人心生悲悯，却不能像雨果或狄更斯，斯陀夫人或托尔斯泰那样开启人们最认真也最痛苦的思考--
什么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和底线？
哪里是这个根本，这道底线之所在？
他们的文字告诉人们，为了保住这条底线，无论多大的苦难也必须忍受，无论多惨烈的心碎也必须承担。他们的文字也明明白白地道出了这道底线，那就是--人道。他们留下的那些令人疼痛的文字像一块块砖石，筑成的就是这条亘古的底线。
无可奈何，不伦不类，我找到了顾准。
把顾准和雨果，狄更斯放在一起？你脑子进水了吧。有可能，否则为什么读顾准的过程中我几次出现掩卷呆坐，大脑一片空白，和青春少年时节读《九三年》，《双城记》一样的境况？每逢至此，我必下意识地翻到文章末页，一次次看清1972，1973的字样，才能接着读下去。
那是何样的年份？我们那时在想什么和做什么？我们的父一辈，祖一辈在想什么和做什么？如果用顾准作标准，可以很不敬地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想，什么都没有做，或者是想了也没有去做--像顾准那样在血和汗，饥饿中和棍棒下把思想记录下来，给中国留下一点非物质遗产，给中国人留下一点人的尊严，给中国读书人留下一点可怜的体面。还有最坏的，就是我们做了，做了无数侮辱同类同时也侮辱自己之举，却什么都没有去想。
没有情节，没有人物，没有故事的文字令我流泪，读顾准是第一次4。
李慎之先生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被海外人士质询--中国十年文革中到底有没有坚持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李先生当即回答：有，有一个，他就是顾准！
按照黄仁宇先生“中国大历史”的观点，“十年文革”只是一段近在咫尺，触手可及的“小历史”。欲说还休，不说也罢的这段小历史至今都还在“不准说，不许谈”的桎梏中，我却不相信它能在中国历史上“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在集体癔症中，近十亿人不思不想，装疯卖傻，斯文扫地活了足足十年，几无一人置身事外，仅此一点在世界史上就是空前，至今也还是绝后的。亲历者绝大部分人还在，境迁事未过，曲终人不散，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段在中国史上显得特别突兀，特别诡异的小断代，其蹊跷乖张和莫名戾气，至今都无人道得明白。
很多西方文人和学者，他们几乎是艳羡中国曾经有过这样奇异的人性大展示，给史家和作家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研究创作的源泉。可我们自己的许多所谓史家和作家们却宁愿去臆断夏商，妄论唐宋，戏说明清，也不愿细究这个小断代加大展览。像人类史上诸多的小断代一样，要将它们和大历史连续和清晰起来，需要时间和智慧，需要人类文明自身进步的支撑。这不是单靠历史学家就能做到的事情，这是全体中国人人人有责的一件事情。
李慎之先生对顾准所做的这一后来被不断引用的经典评价，是我下决心读完所有顾准文字的动力。亲历文革，我知道遇罗克，林昭，张志新，也略知曹禺，老舍，郭沫若，他们在顾准面前难道都算不上是“知识分子”？还是都没有“思考”？倘或是都没有“独立思考”？
学者朱学勤提出过的一个很尖锐的疑问：
“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是的，顾准“何以如此”？
在这个方面，我不愿再去重复前人的描述和观点。他的建树，他的苦难，他的高贵和稀有，已经有无数的美文在前。我想深究的是，顾准的故事“何以如是发生”？
是的，何以如是发生。
即使顾准确是天才，和我们以及我们的父辈一样，他的成长过程大部分也是在“母体”内完成的。到他四十岁左右被从“母体”中排出，按照中国式逻辑，也是“被人误解”，“遭人陷害”而已，就像父辈们很多人身上发生过的故事一样，被殇情滥情的多，被分析推理的少，被逻辑思考的几乎没有。
从顾准19岁与潘序伦合著的《中国政府会计制度》直到他的临终遗言，我读完了能够到手的他的全部文集，文存，文稿，日记，笔记和各种传记。我知道读完他的所有文字已是不可能了，因为大量他的那些被毁掉的5和不被记载的东西，还有他来不及留下以及人们不愿意他留下的文字6，我是永远也读不到了（更令人遗憾和难过的是，他那些已经留下来的文字也非常蹊跷地难以觅到7），完全读懂他就更是不可能，他的经济学文章，他的哲学笔记，史学笔记，马恩笔记，经济学笔记……很多都远远超出我的阅读更遑论理解的能力。
站在现有的认知领域内，我无法挑剔李慎之先生的评价。
经过肃反镇反，公私合营，三反五反，反右，庐山会议，四清，文革……，吃得苦中苦的国人在精神上已经被“齐斩斩”得只剩下“归属”和“分享”两大原动力了。前者货真价实，后者极为可疑。十亿人每时每刻都浸润在“阶级斗争”大酱缸里，学习讲用会，忆苦思甜会，批判检讨会，吹风务虚会，斗争公审会……一刻不消停。有几个人没有感受过被拒之会外的恐惧？又有几个人不渴求身在“人民内部”的喜乐？能参加各种“会”，你就有了归属感，能在这些会上讲些话，你就充满了分享的快乐。
汉民族是个最惧怕孤独的民族，百姓和读书人要的都是“摩肩接踵”的热闹，“十万人家”的扎堆，惧怕的是“天苍苍，野茫茫”的苍凉，“羌笛杨柳”的孤独，许多人至死都不能明白“灵魂只能独行”这样一个简单到无法再简单的常识。顾准却是这个民族，那个年代不折不扣的异类。
过于出众的他没有生逢一个崇尚“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的民族和年代，恰恰相反，他生在一个好同恶异，最为推崇“齐斩斩”的民族和只允许“万众一心”加“万众一声”的年代，其“行”又过于突出，即使在眼下这个已经大大进步了的年代，这位很喜欢用“睥睨”二字的知识分子被“摧之”，“湍之”和“非之”也几乎是难免的。就在我采集顾准资料的今天还依然能听到“顾准持才傲物”的评价，令人不胜唏嘘。
顾准的不幸在东方几乎是必然的，尤其是在那个汉民族的民族性中猥琐的成分被最大限度地放大了的年代。
顾准的职业生涯开始得非常早，多彩而辉煌到了夺目的地步。他的成功来得太早，这样的人生在激情和理智两方面往往很难平衡。抛开为人熟知的他的青少年时期神童般出类拔萃的经历--中国会计学大师不谈，也不谈他1949年前自认为是职业革命家却被他后来的“同志们”所不屑的“业余革命家”历史8，和《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作者马太一样，他政治生涯的高峰仅仅止于税吏--他的党的税吏。
和孙冶方一样，顾准也是中国史官文化传统下的知识分子。只因为他俩有一个异于同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特点--都精通于一种非母语语言，一个是英语，一个是俄语，而且两人都通晓日语，这就比别人少了一道桎梏的藩篱，多了一条探索的绳索。
孙冶方正因为纯熟于俄语才会对中国那些似是而非的所谓马列主义理论产生深深的怀疑，以至于到后来连俄文版也不再相信，即使身陷囹圄还孜孜以求，渴望攻克德文以触摸马克思主义的本源；而顾准，由于掌握了英语这门几乎可以称作是“世界语”的语言而能从更广阔，更深邃的角度去探索历史，剖析历史人物，因此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以及源头之外的东西。更可贵的是在探索的过程中，顾准想到，看到和道出了几乎全体中国读书人都不能，不愿，不敢想到，看到，更遑论“道出”的偶像们的各种问题--论据的缺略，论证的偏差，结论的谬误以及导致的后果9。
从这个角度看，顾准比孙冶方的起点要高得多。
但是孙顾两人又都是母体内的官员。和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要实现自身价值，舍做官别无他途。在这一母体内，做官就是服从，独立思考绝无可能，特立独行不啻自毁，洁身自好一事无成，同流合污理想又成泡影10。这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对于顾准，孙冶方这样的知识分子最是无法逃脱的宿命。纵有顾准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以鱼死网破的勇气向这可憎的宿命一头撞了过去，但从他们留下的文字里你仍处处可见他们的无奈和妥协。
1952年，做大上海“总税吏”还不到3年的顾准，因为反对“全国采用民主评议方式征税”--这种在今天看来过于不可思议的“人治”方针，坚持所有企业都应依率征税而被撤销职务。试想，即使在非常时期非常地域，没有“律”至少还有“率”吧，依率征税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不言而喻的常识，更何况在执政后的和平年代11。
可是往往，最无趣的地方也是最不讲常识的。当权者丢给他一句话却相当有趣：“再不听话，饭也不给他吃！”12
如此的言简意骇，铿锵精要，爹娘的训斥加主子的呵斥，多少中国的读书人都听懂，理解和领受了，再不“胡思乱想”，再不“淘气”，可顾准他就是做不到，死也做不到--用膝盖而不是大脑去思，去想。
这个大知识分子在落入“再不听话，饭也不给他吃”的屈辱境地后开始学习数学和几何学，他把这两门最容易让人掌握逻辑推理方法的学问作为研究经济的基础课一头扎了进去。
不愧天才的称谓，未几他就从数理中触摸到了强烈的逻辑感，这令他狂喜并沉醉其中13。不过很快，他就跨出了对数字和图形的迷恋--“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话音未落，他就一步从圆规三角尺和计算尺的神秘丛林跨入了历史的广袤平原，从读史，研史开始，一步步向解史--以历史解读现实进发。
看顾准读史，研史，解史的过程，就像看一个人怎样把自己脑子里的酱糊14一勺一勺生生挖出，倒掉，腾出一块清清朗朗的地盘来接纳真和善的过程，怎一个“美”字了得！
读顾准，首先从美的角度上我就被征服了。美的思想，美的文字，美的魂灵，美的人，真可谓美不胜收，而他对人性的追问又是其中最美的部分。
就让我从这最美的部分下笔吧。
有一本顾准的传记--《拆下肋骨当火把》，资料丰富，下笔严谨，尤其书名出奇制胜，引用了泰戈尔的名句，令人联想到脱衣跳涯，以身饲虎的摩坷王子和背负十字架向各各他行走的耶稣。然而我读顾准得出的印象却不尽相同。
纵观顾准的全部著述，我既看不到要唤醒民众的鼓动家，也看不到要普度众生的传道士。我只看到一位苦难造就的学者，史家和思辩家，一个一把火把自身传统的奴性烧了个精光的民族另类，一个追问人性的悲悯者，一位和薛氏兄弟一样磊落但在罪恶面前更加警醒，也更加桀骜不驯的人。
自幼即接触西方基督教文化，未及弱冠就自然而然地生活在基督教“爱人如己”的氛围中15，及至成年又任教于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16，顾准无论从哪种角度讲都是一位很纯粹的人道主义者。
顾准并非出身基督教家庭，从现有资料看，也从未“成为”过基督徒。他的文章每每提到基督徒还会有一种调侃，将他们唤作“愚夫愚妇”。他也曾直白地宣称自己“不喜欢基督教”17。但只要你认真读过顾准，一定会留下强烈的印象就是他对基督教独特和深刻的理解。他一生的思想和行为轨迹都没有离开过对人道，对自然法则，自然权利--即人生而具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的追索和探寻，而这正是基督教教义的根基所在。
从顾准的《历史笔记》检索出一些例子可以看到他很明确的思维轨迹：
“范文澜不懂基督教，当然更不懂共产主义思想是渊源于基督教的”18；
“（中国）没有一般的权利和义务的观念，契约观念也没有”19；
“孔老二的礼乐仁义，出发点是”尊卑“，是违反人性的，是一种矫揉造作的伦理学，远不如粗野的日耳曼的一夫一妻制，尊重女人，以至于彻底的个人本位为可爱”20；
“即使Marxism（马克思主义）也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是另一种基督教意识”21；
“和Plato（柏拉图），Aristotle（亚里士多德）哲学相结合的基督教神学，在一个方面固然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却也为科学精神中不可缺少的理性主义开辟了道路”2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人一致赞许过的狄慈根的《辩证法》，全篇大谈上帝。我读了，既感厌恶，又不理解。到后来，懂得一切理性主义者都把理性归到上帝那里，或没有上帝的上帝那里，方懂得这并不可怪”；23
“人本来已经被称为万物之灵了，现在人居然试图对整个宇宙作出解释。这种能力，不是生灭无常的人所能具有的，那是出于神授”；24
……
除了《历史笔记》，顾准文字中提到基督教以及对其教义的“悟”和“解”也多到数不胜数。
他用《圣经》中著名的“红豆汤”故事镇住了想要“镇住”他的无知的军宣队员25；
他抱定“宁可天下人负我，勿让我负天下人”的信念，推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基督教基本教义。面对好友拿出“牙牙眼眼”之说激烈反对《圣经》的“左脸右脸”观点时，他将“只有提倡宽容和仁爱，才能遏制‘阶级斗争’--这个《圣经》启示录中早就描述过的‘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的怪物，让中国几千年的恶斗停歇下来”的道理娓娓道来，请他们反思历史，汲取教训，而不是种下仇恨，拳来脚往，冤冤相报；26
他十分乐意向周围人传输“世界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社会27，却从未将“共产主义天堂”挂在嘴上；
他开玩笑地自称是向他请教各种宗教，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年轻人的“忏悔神父”28。当懵懵懂懂的年轻人问他“中国的共产主义”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时，他把身边“美好无比的天堂”与杜甫的“悲惨世界”连在一起，幽幽低吟“天堂固然好，路有冻死骨”29；
在世人都以为是他最痛苦，最绝望的生命最后一程，他却满怀着“面对金黄的庄稼，工人就要开镰收割”的喜悦，并不断地用这个比喻来形容自己的心情。而这个比喻正是《圣经》“新约”中最著名的譬喻之一；
……
顾准在他生命之树最成熟时期所追寻，探索，领悟和向往的，早已不是我们从小被教诲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共产主义”，而是被他定义为“渊源于基督教的”共产主义。他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幻灭了的，作为新国家立国之本的意识形态30，也几乎颠覆了我写此书的初衷。再来看：
“1917年：革命的专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1917年的革命胜利了，而以上这些命题，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依然还是有力的鼓动口号。”31
“你不赞成两党制，可是你看看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苏联，东欧我们固然看够了，在东方某些国家盛行的那一套阿谀崇拜，你不觉得恶心吗？一个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有什么保证？”32
“与其研究共产主义，不如研究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人道主义”33；
“世界各国、各地区都有自己的文明形态，这是自然的和必要的；然而，人类文明也将以基本趋同的走势，朝同一方向发展，这就是人道主义的原则与方向”34。
顾准认为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他都仅仅是“看到用野蛮的办法在一个野蛮国家里实现文明”，这是“多么不能满足啊”。他对社会的终极愿望是“以文明的方式实现文明”35；
在反人道，反社会行为导致的饿殍遍野，人相食的真相面前，他“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向地球宣战的战役”而立志“要做一个历史观察家”，他断言“这个战役不会长期继续下去，结果必然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代替目前的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使命”36；
面对各种各样的阶级斗争，他毫不犹豫地论断“人性最少阶级性最多就是兽性”37；
直视人性被彻底泯灭的恐怖和残酷，他多次在心底，在日记中痛苦不堪地咆哮“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来审判啊”38；
在剧烈的饥饿逼得他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也要偷东西吃的境况中39，离开九死一生的信阳商城劳改营，他不是额手称庆而是被“一种悲恻的情绪浸透了”40；
刚从劳改营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面对挂着虚缈的“人民”二字的巍巍“大会堂”发出了最锥心泣血的哀鸣--“我永远也不进这个人民大会堂”41。这成了顾准最著名的反革命言论，也成就了他这个全国唯一一个两次被弄成右派的右派。
50年代初遭受无端猜忌打击时，有人传说他曾进入教堂向基督做祈祷，还有人说他到寺庙去烧香拜佛求平安42。所有有关顾准的传记文章都十分避讳却又不愿完全不涉及这一传说。我不敢采信“祈祷”一词，但绝不采信“烧香拜佛求平安”一句，这与顾准一生的行为模式无疑相悖得过于荒谬了。但是他去这些地方感受宗教氛围我却不能轻易排除，从他日后写出的关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及儒教，道教（假如你一定要把孔子学说和老子学说归入宗教的话）的精彩文字看，他不但可能去了人们传说的基督堂和佛庙，甚至还可能去过清真寺，道观或其他宗教场所（只要条件允许）。对“一神教”持极其鲜明肯定态度的顾准，绝不可能在身处逆境时“临上轿扎耳朵眼”般慌张到要到处去买“平安保险”，他到这些宗教场所（若确有其事的话），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去做“宗教的探索”，“历史的探索”和“知识的探索”而已。
这绝非当年的人们可以理解，也不是现在的人们能够轻易理解的事物。
几十年前基督教在中国已近寂灭，他不惜冒险以戴罪之身四处收集各种版本的《圣经》43仔细研读44；
在受尽屈辱与逼迫，本该“鸟将亡其鸣也哀”的1974年，他却咳着，喘着，笑着，最后是吐着血翻译了乔治·卡特林论述基督教与政治关系的主要著作《基督教》45；
他推崇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鲍尔丁的主旨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人既要成为经济人又要成为道德人。没有市场调节作基础不行，没有道德调节和政府干预也不行。而有道德的人一定是有宗教意识的，这种意识的顶尖是一种难以表达的对生命和存在的感悟--信仰。”46
他写于1971年6月10日的日记，强烈质疑赫胥黎的《天演论》。他将伟大领袖好听点叫“激情万丈”，难听点叫“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定胜天”说，释为“破民主个人主义而归于集体英雄主义，此集体英雄主义锋芒所向，非仅人事，特为自然”，并斥为：“循是推论，则凡违此义者，都与人类本身之目的不合，而为人类之异己分子，阶级斗争不可废，且永不可废，根柢悉在此”。说到此处他还嫌不过瘾，又接着大加嘲讽：“此义极精，可与否定之否定相比较。又可与《实践论》中思想改造--共产主义论相比较。”47
此书是那一年作为文革后对西方经典政治，哲学，文艺作品开禁后引进的第一批书籍，书名未用严复的《天演论》而是叫做《进化与伦理》（白话，译者不详），与赫氏另一本《论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同样白话，译者不详）以及严复译的《天演论》旧译同时内部发行，扉页上还有伟大领袖语录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年18岁的我也是由此书才知道“物竞天择”的达尔文进化论的。
这篇如果按照当时的“政治敌情”标准衡量，本应属于“最本质上反动”的文字，混杂在被某位后人评论为“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充分肯定斗批改”的顾准文字中48，当年竟如漏网之鱼，侥幸没有被查出和销毁，成了我今天洞察顾准世界观，价值观的最好入口。
尽管顾准从未受洗成为基督徒，然遍读顾准，我还是无法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思维方式和精神根基最接近的还是基督教精神，是“把真和美从上帝那里拿过来了，可是还把善留给上帝去掌握”49的一种特别的，比普罗大众对基督教教义的朴素理解更加深入一步的思维和解析。在通常的情况下，这种思维和解析的能力反倒可能妨碍了人对基督的接近。但往往持有此种能力的人，在肉体生命接近结束的时段所有“妨碍”会突然消失，而从前的思维和解析却一点都没有浪费--他们甚至比普通的基督徒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上帝的存在和祂无尽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达芬奇，牛顿，甚至“被造论”的对立面--“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这些世界上百年都难出一个的科学奇才，在肉体的生命行将终结时会不约而同地在“神圣的必然”面前，在“第一推动力”面前，在“有意义的永生”50面前，在“人对其生存之神性根基的张力的经验”51面前俯伏了下来。
顾准的临终我不敢任意揣测。
就算是魔鬼也能被宽恕的神圣的“最后时光”，顾准竟然没有一位亲人在身旁--亲爱的“秀儿”早已不在人世，耄耋老母不敢相见，那些被他心爱地唤作“稖头”，“高粱”，“小米”的孩子们一个都没有来，尽管为了能最后看一眼他们，这位父亲已经接受了精神的凌迟--写下了被他视作奇耻大辱的“悔过书”（见本章注68，关于“顾准之死”）。一颗高贵的灵魂在最需要安静的时候被施以最后的酷刑，相比之下，火刑柱上的贞德或布鲁诺都要算是幸运的了。
可是每当我在夜深人静之际，设身处地体会顾准之死，又觉得他很幸福，何止是“很幸福”，简直是太幸福了--在一群由“来自内心的爱”而自发集合起来的人们中间，这些人除了他亲爱的六弟陈敏之之外无一亲人，都是他最后的栖身之“所”--经济所的同事们--有年过花甲，自己还带着右派帽子的老经济学家，有曾经批判过他如今却对他崇敬有加的年轻学子，也有被他嘲讽，挖苦甚至批判过，如今却和他达到了一种心灵契合的老上司，老学人。这群人不顾一切地想抓住他，拖住他，把他留在这个世界，留在他们中间。只要能救他，治他，这些人甚至连尊严，也就是读书人最爱惜的“脸面”都顾不上了--66岁的老学者骆耕漠拄着拐，提上装了八样点心的匣子摸上医生的门求治，找20年代的同狱难友，眼下能调动汽车的部队老友求车。平时温文高雅，大家闺秀的张纯音连对人下跪磕头的准备都做好了。52
顾准就在他们悲哀的环绕中，平静地留下死后捐献遗体供医学实验的遗嘱53，安详而尊严地死去，在自己心爱的学生身边--他正在按照老师最后的吩咐，支开陪床的行军床准备躺下--停止了呼吸。
读者，请想想吧。
古今中外，从“大人物”到芸芸众生，有几人能享受到如此这般的“死亡待遇”？其逝，如山崩地裂者有之；其逝，令国民泪飞倾盆者有之；其逝，备极哀荣者更是不胜枚数。但那不都是身外物，身后事吗？像顾准这样“贫病交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人，死在如此美丽，如此无边无际爱海中的，至少孤陋寡闻如我，只知道一个苏格拉底先生可以媲美。
怪不得所有熟识顾准并在他最后的时光里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他是面带微笑从容离去的。有人说他“意志无比坚强，感情有些脆弱54”，有人说他“英雄肝胆，儿女心肠55”，也有人说他“死不悔改”（我也可以将其译作“虽九死其犹未悔”）。
人的临终是最能展示其本性的，顾准的临终是他苦难的顶峰，也是他人性展示的极致。他的从容与留恋，意志与感情，欢乐与痛苦，肝胆和心肠已经有许许多多的见证，再多说一句都会显得苍白。但我无法不再说一次那位叫“咪咪”的女孩--顾准生命中最后也是最美的一抹阳光。当所有的儿女都对临终的父亲背过身去，千呼万唤也不肯回头看一眼遍体鳞伤的顾准时，是这个女孩抚摸着他心灵和肉体的巨大创口，对他说“你就把我当做你的女儿吧，难道我不能代替他们吗？”。
上邪！咪咪何止仅仅代替了他们，她不也代替了我们吗？年轻的央视著名主持人柴静在她写于2009年末的文章《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不也在文章的末尾深情地说出“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吗？
至少在我，为此而非常非常地感激她--这位我的同龄人。
顾准留给这位小天使最后的礼物是一本中英文双语的《新约全书》56，他将他最宝贵的留给了他最宝贵的人。
顾准的后半生多半都是活在“非人化的气氛中”，社会，人群对他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就没有停止过。没有遮雨的屋檐--家早就散了，没有避风的港湾--爱人已经自戕，更没有桃花源--除非你把他最后的寄身处--风雨飘渺的经济所和自身难保的孙冶方计算在内。读他的《商城日记》，你能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苦难造人”；读他的《坦白交代材料》，你能明白人究竟能承受多大的苦难；读他的《文集》，你能明白人能将苦难转换为思想的潜力有多大。
然而他的后半生却绝不是“绝望”的。
他有信心，相信自己正在无限地接近真理，其思想如即将成熟的庄稼，开镰收割指日可待；他有盼望，盼望一个“以文明的方式实现文明”的“神武景气”57国度和一个充满了善意的社会的终将出现；他有足够的爱，足到既能爱那些爱他的人，也能爱那些嫌恶他，鄙薄他和加害他的人；他也热爱生活，热爱生命，虽然看上去生活对他是那样不公平，生命对他是那样脆弱；他原谅和宽恕一切人，虽然有那么多的人对不起他；他不惧怕死亡，当死亡猝不及防劈面而至时，他直视它，勇敢地迎接它的到来。
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顾准对承受苦难已经产生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58。须知他不是苦行僧，不是受虐狂而是一位翩翩才子，一位真正的绅士。惟其如此，这个文弱书生才堪比二千年前身陷古罗马斗兽场，伟岸挺拔的色雷斯贵族斯巴达克斯--同样深重的苦难，同样高贵的尊严，同样悲壮的事业，同样瑰丽的传奇，只是斯巴达克斯面对的是饥饿到要立刻吃人的野兽，顾准面对的是蒙昧到不可理喻的要吃人的人。
“基督教并非一个宗教或一套哲学，而是一种关系和一套生活方式。这种思想方式有违人的本性，它是反潮流的，罕有的，也是很难实践的。”59
这句摘自一本非常著名的圣经灵修读本的话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令我困惑，倒是在顾准身上我悟出了几分明白--在“头破血流”，“唾面自干”60的苦难中，“忍耐”生成了。在“忍耐”中，一种生活方式生成了。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一种罕见的品格生成了，它使最易滋生仇恨的土壤挺拔出最绚丽的人性之花，使最非人化的熔炉锻造出人最应该具有的形状--上帝自己的形状。
很难说这不是一种信仰的胜利。
有人判断晚年顾准其实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了，我不敢，也无意下这样的判断。
“是一位基督徒”和“做一位基督徒”是两件很不相同的事情。半个世纪前的中国，眼下意义上“成为一名基督徒”的可能性是完全没有的，这种不言而喻，4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能懂得。顾准最终是否“成为了”一名基督徒，我并不认为很重要，他“做了还是没有做”一名基督徒，比之前者要重要得多，前者仅仅关乎“宗教”，后者才真正关乎“信仰”。
现代神学家汉斯·孔61对“基督徒”下过一个定义--“任何人，只要他拒绝专制，只要他指责神学家或教会头目的傲慢自大，只要他批评教会专制，批评教会与国家当权者同流合污，他就是真正的基督徒。”假如从这个定义出发，顾准何止仅仅在晚年“成为了”基督徒，从读史，论史，纪史，解史开始并竭尽生命的全部力量去追求知识，追求美，追求真理的他，其后半生就已经在“做”基督徒了，否则那些关于“契约”，“宽恕”，“罪愆”，“诫律”，“审判”，“悲悯”，“反偶像”，“反专制”的观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62？
年轻的央视主持人柴静在《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的文章里写道：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顾准）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
我非常钦佩在这样的年代里，在央视这样的地方还会有年轻人发出这样的声音，但我依然无法完全赞同柴静的提法。在人文，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内的“知识”必是要有一个“宽广度”标准的，这意味着你要具有对文明进行比较的“知识”，而不仅仅是对某一种或几种文明的“知识”。你不仅要知道现代文明，而且还要知道古代文明，不仅要知道东方文明，还要知道西方文明，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比较的原点，使你能从具象的“知识”过程中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分析，取舍，也就是“逻辑”，撇开具体形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否则凌乱的“知识”真的就会是“风暴中的石子”（柴静的形容太贴切了），试想，在“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风暴中，小小的石子如何能让人“扣住”而“不被吹走”甚至“不被沾染”？更遑论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知识”，许许多多“逻辑学家”和他们的“逻辑”自身就已成为了风暴的一部分，以“飞沙走石”的方式助纣为虐。
从“知识”和“逻辑”两个词汇辞源本源的词义上说，你还真不能将这些“石子”统统归为“假货”，不能说十年中国一点真正的“知识”和“逻辑”都没有。无论如何，中国虽没有阿姆斯特朗那样的登月，总还有上了天的“东方红一号”；虽有1958-1959年滔天人祸造成的大饥荒，总算还没有弄出1974年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那样，以屠杀三分之一国民的手段搭建起一个“猿的社会”的事情63。
顾准在风暴中扣住的，决不是两颗“石子”而是两块“磐石”--宽广的“比较知识”和有原点的“逻辑思维”，而这两块磐石又都是“大山”的一部分，这座大山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换句话说，顾准的“知识”和“逻辑”之原点就是信仰的原点。
柴静也提到学者朱学勤的判断--“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象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大限何在？“逻辑”为何乏力？难道在这个领域顾准是唯一的天才？难道他占有了比别人多的资料或文献64？难道他掌握外语的水平无人能够企及？难道那时的史学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拒绝研究希腊或罗马，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两河或海上文明？那还能称为史学家吗？难道那时的哲学和社会学家们也都不约而同地拒绝研究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西方哲学或逻辑学？那么中国各大学还开办那么多的哲学系是做什么的？抑或是“如今通常西方哲学领域中对经验主义等的理解”都是错误或片面的，而唯有顾准当年“完全（根据）XXX宣传部给出的资料和文献”所得出的理解才是准确的65？
撇开被顾准刻薄了又刻薄，贬损了又贬损的郭沫若，范文澜，李亚农不谈，难道十年里就没有一位青年学子像顾准那样掌握“知识”和推理“逻辑”吗？难道只有顾准拥有一个亲爱的“六弟”陈敏之，保留下他这些日后直教人惊心动魄的文字？须知这是个当时有着八万万人口，现在有着十六万万人口的国度啊！
以上的所有原因其实都不存在。只有一个解释：上述的所谓“知识”和“逻辑”是没有原点和凌乱的，而顾准，非常幸运，他找到，咬定并彰显了“原点”。
如果说两千年前是“治史”为中国留下了一位知识分子司马迁，那么50年前是“解史”为中国留下了另一位知识分子顾准。
中国从来不缺“知识分子”。
从古至今，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追求的中国读书人，都会将自己视为“知识分子”。眼下则更热闹些，几凡读了些书，写了些字，有几张文凭的人都能自视自称为“知识分子”。雷海宗先生所下，顾准又再次强调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世界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的断语在今天看似过时，吵吵嚷嚷的“娜拉”们遍地都是，只是谁也不想真的出走而已，知识界依然是一片“静土”。更有趣的是，不愧为“发明大国”之读书人，中国知识界自己近年来又首创了一个新名词--“公共知识分子”，以区别于“非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共非知识分子”。说白了，这里有一个西方人看不懂的“体制内外”之分，娜拉们的境况，看“内”“外”的不同和不衡即可略知一二。在我们这些即非公共又非知识分子眼中，无非就是体制内或外的“知识分子”罢了，根本不用搞得那么复杂，而西方一则典型的对“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他不是个知识分子，只有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才是个知识分子”66--在中国却是当不得真的。
不幸，中国缺的恰恰是这样的知识分子。
顾准算得一个，孙冶方算得半个。
写顾准你可以不写孙冶方，可你要是写孙冶方，就无法不写顾准。
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曾经以为孙先生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然而我错了。这个第一人不是孙冶方，是顾准。
孙冶方一生有很多朋友，他是个很纯粹的人，有学问而无机谋，有性格而不狂狷，有风骨而无怪癖，有脾气而无傲慢，老老少少的人们都愿和他交朋友。但纵观他的一生，能被他视为知己，能无话不谈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前面已经讲过的陈修良，他们是终身的挚友，直到耄耋之年他们依然直呼“萼果”，“阿纳”，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的同志友谊一直延续到冶方生命的终点。另一个就是顾准--唯一能从精神，思想和学术上影响和启发孙冶方的人。
顾准能将自己的文字记录下来传诸后世，与孙冶方从1957年开始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后立刻就给了已无立锥之地的顾准一个定下惊魂，喘息栖身继而任思想驰骋的精神家园密不可分。
尽管他们两人二十多年前就是战友，尽管自己眼下黥面戴罪，苦难中的顾准也绝不会自轻自贱。别看他已经被整得七荤八素并且喜出望外能来到他最渴望的，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思考和写作的经济所，他却毫无要“叩头谢恩”的意思。性格使然，顾准对法家鼻祖《韩非》之“利害说”和“术”深恶痛绝，他对人从不行“术”也不容“术”来委屈自己67。他一生唯一一次对“利害”的低头和对命运的屈服如前所述发生在他的临终，它残酷地褫夺了顾准最后的尊严和终极思考的神圣权利，令他神圣的临终时光蒙羞。虽然这一举动非人性到令人发指，却又不得不承认执行的人们并非出于个人心理的邪恶，只是在那个体制（System）中，以最高尚的名义做出最下流的举动已经成为常态，人们习以为常罢了68。
让我把话头收回来。顾准对孙冶方-这位当年的战友，如今的顶头上司和不久后的“阶级敌人”永远是“平视”的，也只有两个互相平视的人，才可能成为顾孙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说到顾准和孙冶方的生命交叉，前人已经有过无数篇文章书籍谈及。多少学生，亲属，后辈，仰慕者……对这一对中国理论界的苦命人，中国政坛上的荆棘鸟充满了敬意，多少人对这一段学林佳话津津乐道，他们的文字给我留下的余地已经不多了。我只想从顾准一篇写于1969年的“坦白交代”材料--《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副题）我和孙冶方关系的补充交代以及我对这一关系的政治性质的认识》入手，它已足够我理解两人的“高山流水”之交，更何况一本《顾准自述》（其实更接近事实的题目，应该叫做《顾准坦白交代材料大全》）我已完全可以将其看做是他的自传，素材之丰富已经是大大超出我期望值的“意外之财”了69。
早在30年代末两人在“孤岛”文委共事时期，顾准不时“睥睨”一把的毛病就在冶方头上犯过。他知道孙是留苏学生，“中国农村派”的经济学家，是列宁《帝国主义论》一书的译者，但这并未引起他的敬佩，他对这位单线联系的上级是这样评价的：
1.是一个并不熟悉实际经济情况的经济学家。
2.对文化工作各部门的领导拿不出什么深刻的主意，领导一般化；
3.但不拿架子，平易近人，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70
1939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二号人物，负责上海职员、工人两委员会的刘长胜先生开始“清算顾准路线”。用顾准自己的话说，刘对他的嫌恶几乎是“先天的”和“根深蒂固”的。顾准毫无先兆地被从自己一手组建的上海“职业救国委员会”调到孙冶方在孤岛上领导的上海“文化救国委员会”71。到1940年7月顾准离开上海去苏南解放区，孙顾两人在文委分别任正副书记11个月。这一时期用顾准自己的话来说，是“并未全神贯注的”，“不认真的”并且事后是“感到内疚的”，我认为还应该加上一条--是“有情绪的”--24岁上就被人“清算”了一把“路线”，无论如何是过于夸张和煞有介事了些。离开他组建和熟悉的职委到他并不佩服的人手下干革命，他不无沮丧，“革命更业余”了倒是很有可能72。
两人的第二次相逢是在1941年9月的苏北新四军军部。上年顾准离沪奔赴他向往的苏区，一个月后冶方也接中共中央特别指令赴延安去“说清楚问题”。他携妻子克平辗转四个月才从上海来到重庆，却因重庆延安之间交通断绝无功而返，按周恩来指示到苏北华中局工作，在这里两人第二次相逢。他们的短暂重逢依然没有波澜，用顾准的话--“因为不在一起，见面机会很少，对他的了解无所增进。刘少奇《复宋亮信》好像在报上读过，对于所涉及的问题多少是不关心的”73。
1943年3月顾准赴延安参加延整，孙冶方却没有和他一起再一次奔赴延安--王明已经失势，不再有人非点着他的名“整”他不可了。
顾准和孙冶方下一次的相逢是顾准从延安回到苏北淮阴的1945年底，这一次两人共事了长长的6年，一直到1952年“三反”中顾准被撤职。这6年才是两人一生友谊的真正开端。还是用顾准的话来看冶方：
“这6年中，因为我和他在上海地下工作时期就相识，而且他在上海是我的上级，此时是我同辈的同事，他对我完全平等相待，所以我和他的关系还特别密切一些”。这种“特别密切一些”的私人关系甚至差点促成当时顾准所在的上海市财政局向冶方所在的华东工业部所建工厂投资。
哈，这哥俩差一点“徇私”啊74。
“他不论担任何种工作，都没有卖老资格或悻悻不平的表示”；
“这六年中我不记得孙谈起过他和刘少奇的关系，也没有听到他提起刘少奇的《答宋亮信》以为夸耀，他似乎自知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这个缺点，埋头实际业务绝口不谈理论问题”。
这样的人品，顾准是欣赏的。
“三反撤职以后我很不服气，羞见故人，从前熟人极少往来，孙冶方是少数例外之一。……但他态度鲜明地认为我确有错误，罪有应得…….他对我的案件不知内情。”75。
这，顾准是不服的。
1956年，被整得“饭也要没人给得吃”的顾准开始撰写《试论》。
在酝酿阶段，他拿着《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作用的一段论证向孙冶方“请教”。这段论证，用顾准的原话说，对孙冶方起了一种“惊蛰”的作用。
从此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两人接触频繁，谈话主题就是一个--价值规律，并且对骆耕漠等经济学家抱住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某些论点不放大加非议。其间孙冶方甚至趁访苏其间直接就马克思的这段论证向前苏联大经济学家索包里请教，得到索的认同，而此时正是“老大哥”慢慢向“修正主义”右转的开始。
1957年，顾孙两人先后发表了三篇著名的“反党文章”，在顾准是《试论》，在孙冶方是《从总产值谈起》和《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正是这些文章为“孙顾反革命思想联盟”奠了基。
我摘录一些顾准的“坦白交代”材料在这里，让同时代的人重温一下那个年代的气场，也让年轻人了解何谓精神上的相知，何谓真正的友谊：
“我拿这段论证去请教孙冶方时，他似乎很‘震动’……也许这段论证他从前没有想过，此时在苏共20大逆流的影响下，抽芽盟长，蠢蠢欲动，（论证）对他起了一种‘惊蛰’的作用。”76；
“（我们）炮制出来的毒草，在我是《试论》，在孙冶方是《从总产值谈起》和《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推动我写《试论》的实际经济问题是农业问题，尤其是几十年来苏联农业停滞不前这一可惊的教训。孙冶方的议论中心则是固定资产问题，他对‘只准复旧，不准革新’这一可怪事实（颇有微词）……”77；
“我的《试论》，批判文章都发表出来了，深深感到《试论》所陈述的观点是违背大跃进方向的……以后在《经济研究》上读到孙冶方的《价值论》，很惊诧何以这个时候（他）会公然（唱）出这样严重的反对大跃进的‘反调’，尤其不理解我的‘老朋友’怎么会在我已划为右派，我的《试论》已经公开批判后还公然出来继续唱他的反调。”78；
顾准这里有点“不老实”了。怎么可能不理解“老朋友”所唱的“反调”？他绝对理解！只是被“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氛围中老朋友的“赤膊上阵”（那时人们很喜欢用这个不雅的成语，孙冶方也很喜欢用）吓了一跳罢了，他没有料到这位尚在“位上”，应该有所顾忌的老哥，胆量和勇气居然比自己这个“二次戴帽”，“开水死猪”还大，这着实让他高兴之余吃了一惊。
“那时曾动念写信劝告他以我为‘前车之鉴’，当心一点。后来想想我是右派，和他通信不好，就放下了。”79；
哎呀，幸亏顾老没写。我想象倘若顾老真写了“劝降”之信，孙老一定会对他甩袖或者嗤鼻--“怎么？真理只能靠你坚持不成？”
两个真正的朋友之间一定会有这样的“翻脸”。
“当时孙冶方之所以特别表明经济研究不是我的任务，是因为他已经有‘灭顶’的预感，要和我这个摘帽右派划清界限。我因为不理解当时的局面，对于我这位‘老朋友’的这种态度很生气。80”
“虽然孙冶方不要我卷入他的经济研究，我要搞的又是自己的‘体系’，孙在报告会上不提‘非会计’的部分……不过在同一天，他自己动手破坏了这一‘不卷入主义’”81；
我曾经把这一段“坦白交代”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最后不得不推导出一个令人相当开心的结论：顾准老先生和孙冶方老先生之间有竞争，何止有，其“激烈”的程度还不低呢。孙老很想搞一个“个人体系”，顾老又何尝不是82？可顾老是搞“会计学”出身，我猜在经济学大家族中，会计学只能算个庶出的探春，再优秀也有点“出身略低”的自卑。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会计学大师顾准又不大瞧得起经济学大宅门正出的孙冶方，你看他说：“由于我对孙的理论能力估计不高和文人相轻的习惯，我并不认为孙能写出好书来，所以我对它（孙冶方的《经济论》）毫不关心。83”
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就是到了孙冶方认为“捍卫价值论就是捍卫民生”的时刻，这两位老先生的“门户之见”，“文人相轻”一瞬间就收敛了--一个马上敞开“庶出不得入内”的大门，双手欢迎“探春”参与管理“大观园”理论的探讨，一个欣然加盟，立即就折旧，财务控制，价格论的论证方法，资本利息等等等等，肯定属于“非会计”领域的问题提出自己的高论，纵横捭阖，淋漓尽致，弄得正出的王熙凤，薛宝钗反倒只有听这位探春小姐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份，到头来反落得孙冶方埋怨顾准“不民主”，并且自我表扬一番“自己是彻底的民主”了事。
哈哈哈哈，真不愧是顾准，孙冶方，乐死我了。
“（听）那次报告以后，明确知道孙冶方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出于我反动阶级的本能，我不能想象孙冶方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一向自承，如果我关于经济问题的见解是修正主义的，那我比孙冶方更为彻底。如果孙冶方因持有并发表这些意见所以有罪，那我的罪更大于孙冶方。既然孙冶方是运动中的重点，我也跑不了。84“
你可以说顾准是在为自己的”难兄“开脱，但你也可以说是这位”难弟“在”争功“呢。
“1964年2月讨论张闻天‘笔记’会上孙和我互相支持……都是孙顾间思想交流的具体环节。85”；
你听，最精彩的三声部合唱开始了。张闻天，孙冶方，顾准开始一唱两和或两唱一和，此“三家村”可比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彼“三家村”早好几个时辰呢。
“他对于我的会计‘理论’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经济理论完全合拍一点，绝对不会有所怀疑。”86；
他当然不会怀疑，他老孙要的就是这种“完全的合拍”嘛！
1964年，看出中国现行的会计制度必须改革的顾准，不知深浅地将文献级的《美国总会计师制度》译成中文，也不征求孙所长的意见就直接投稿给《译丛》杂志，被该杂志编辑部看出端倪，抵制不发。全靠孙冶方的“直接干涉”才得以刊出。其中的过节译者本人竟全然不知，直到文革中被揭发87。
“我的会计研究和孙冶方的《经济论》‘最大最小’黑线是完全合拍的。假如孙冶方的《经济论》居然得以公开发行，流毒全国，我的会计学就是《经济论》在企业经营管理和经济计算范围内的贯彻。”88；
难得难得，这是我看《顾准自述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这篇“奇文”（那时人们常常说“奇文共欣赏”）过程中很罕见的，我们顾老比较“谦虚”的地方。他老人家竟然“屈尊”将他的学问投名到别人的名下，承认是别人的“马前卒”和“打手”89。孙冶方的《经济论》没有“居然”得以在全国公开发行，才使得顾准的会计学也就没有在其“靡下”“流毒全国”。
还有一段顾准对自己“坦白交代”的注释，尤其令我钦叹：
“有的同志把我说成是孙冶方的‘启蒙者’，我觉得并不确切。因为孙搞经济学比我早得多，这种反动经济思想在他脑子里恐怕早已存在，无待我来启蒙，充其量我不过通过请教《资本论》那段引文对他起了‘惊蛰’的作用。至于我自己，我完全清楚我的反动经济思想和我的反动世界观的关系，我绝不是如所内许多同志那样，不自觉地受了他的影响，受了他的蒙蔽不自觉地犯了错误。孙顾二人，是分别在自己早已形成的世界观的基础上，共同酝酿了反动经济思想，这两个人的经济思想基本相同，然而大同小异，两个人彼此独立地想搞自己的‘体系’，谁也不是谁的助手。所以我说，孙顾关系是‘反革命思想联盟’。”90
顾准真不愧是“顾准”，写个坦白交代也这么咄咄逼人--你们甭说是我给孙冶方“启”了“蒙”，可也甭打算说我是孙的助手，我俩之间的“官司”哪里是尔等人物能够理解的？我也犯不着跟你们解释。既然你们非要给我俩套上一个“名头”不可，好嘛，“反革命思想联盟”老子还算勉强能接受！
我这做后人的，真的就是百思不得其解--这样的“坦白交代”，既然你水平低到压根就看不懂，看不出孙顾们真正在说些什么，你要他们写它有什么意义？除了浪费纸张，还得要个地方存放。但今天的我可得好好谢谢“当局”，没有这些“揭发批判”，“坦白交代”，后人怎么得看这一场华丽的“高山流水”？
因冶方毫无征兆的突然入狱，“伯牙”“子期”失了“相揖而别”的尾声，被后人视为憾事。那年头，连冶方最信任的学生们也担心老师会不会在残酷的单人监禁中疯掉，只有顾准大不以为然地嫌他们不了解自己的老师--“老孙是个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就不会发疯”。他还把握十足地告诉这帮年轻人--“老孙只要出狱，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我”。
“老孙”出狱，顾准却已经蘧尔长行，两人失之交臂，阴阳两隔，时间只差4个月。尚是“待罪之身”的冶方，日日徘徊在接纳了顾准骨灰的小小三里河旁，他的惆怅和心伤之痛，大概也只有顾准才能懂得。
人们，你不妨夜深人静时驻足一会儿今天还静静流淌在京城闹市的三里河，兴许你还能听到那一场“高山流水”的依依余韵。
我为顾准，冶方羡叹一声--人生得一知己如此，足以。
顾准和孙冶方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难我不想再去重复前人的描述和感叹了，他们留给后辈何等的精神遗产也已早有定论。只是有一件事情我至今未曾弄清楚：
1982年冶方逝世前再一次郑重指明，他于50年代在中国提出价值规律，是受顾准影响的。谢世前，他殷殷请求自己的两位学生吴敬琏和张卓元，将来在出版他的文集时一定要把发表于1956年第6期《经济研究》上的文章《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保留原有的后记，因为那个后记上有这样一段话：
“还在今年年初，吴绛枫同志就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并且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91的那一段关于价值决定的引证指给我看。我在那时虽然感觉到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可是因为即要出国去苏联考察统计工作而未能对这个问题深入学习。此外那时在自己的认识中，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个理论问题对统计工作有如此直接的联系。”
后记中的吴绛枫就是顾准。冶方毫不含糊地指明自己的经济观点是受顾准启发和影响的，甚至对自己的秘书说过“我不过是拾人牙慧”92这样谦逊而明确的话语。冶方一生的道德文章都是这样写过来，写到“顾准一章”更是不会“荒腔走板”，这一点没有任何人会质疑。
1982年冶方去世，顾准离世已近8年。1993年张劲夫在《文汇报》发表《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93，不但进一步证实了这一事实，还指出早在1956年顾准就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问题的观点，这是非常难得的。此时顾准作古已经近20年，孙冶方也已作古11年了。这一段被多少后人说不完“喔，善哉，嵯峨兮若泰山”道不尽“喔，善哉，洋洋乎若江河”的学林佳话却因为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归宿而令我遗憾--在1998年10月版的《孙冶方全集》中我没有在那篇著名文章的《后记》中找到这段话，及至10年后2008年版的《孙冶方全集遗补》，我依然没有找到应该补充了这段话的《后记》的遗补94。
对于我，读顾准不仅是一次异常艰难的精神跋涉，也是一次改变生命形态的历程。初读顾准，我对基督教还只是知其一点点然，完全不知其所以然的慕道者。为读懂顾准而读《圣经》，为读懂《圣经》而再读顾准95却是我终于受洗成为基督徒，成为“愚夫愚妇”中又一位新成员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这大概是至今仍被人称为“老革命家”，“老共产党员”的顾准老人家在天之灵始料不及的“副产品”吧？
人们，假如你还在看书，今天就开始读顾准吧。
注释：
1．《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仲维光2005年9月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zhangweiguang_lishenzhi.htm.也可参见《“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朱学勤原载《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
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顾准的那本书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把顾准的书翻译成西方文字，会让这里的学界哭笑不得。他从概念到对材料的运用都是非常有问题的。如果真的研究例如希腊城邦制，那就要去读有关与此的原始文献，和这方面专家的研究。顾准涉及的文献都不过通俗读物，对于“治史”和作学术研究的人，如果限于这些资料，那么只能说明自己还没有完全进门。正如我们看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汉学家的所谓论文，如果他的着述参考的都是大中学的历史教科书等普及读物，那他的论文，西方人也许感觉不到他的肤浅，对中国的历史学者来说，就会一眼看出。在这一专业领域中，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也不会这么作。
2．《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同上）
至于概念的使用，例如顾准对经验主义等的理解，则完全是XXX宣传部的理解，根本不是如今通常西方哲学领域中的理解。我原来构思的文章中，就是想利用顾准书中逐条研究和概念运用的偏颇，来阐述，在九十年代，所谓开放后，还如此吹捧顾准是个悲剧，说明中国知识界在思想上，学术还是封闭的。
3．《沈从文传》（美）金介甫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3月版P351
4．这一段文字是我最早读顾准时就写下的，成书时几次删去又几次从“回收站”里复原出来。删去，
是因为它太像中国近年的一句名言--“Toosimple，toonaive”--近乎“耳顺”却说着“及笄”人之言，很让人笑话。捡回来，是因为它真实。“真实”有时就是比较“丢脸”的事情，两头兼顾很难。还有，“顾准一章”注释达90多条，可能已经罗嗦到令您厌烦的地步。实在是太怕出错，不真实又丢人那才是不可原谅的丢人，敬请原谅。
5．《顾准文集序-陈敏之》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P5
……顾准在劳动改造期间，似乎仍然不大安分，写下过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我未见过，不清楚。不过确实知道这些东西又惹下了祸，原因是文革前夕把这些东西都毁了。为什么要毁掉，显然是为了毁灭“罪证”，这个罪名是难以申辩和推脱的。我母亲也参与了毁灭“罪证”的活动……（为了烧毁顾准的文字）用“水浸法”，把纸张放在水中浸透，揉烂，然后放进抽水马桶抽掉，（最后连）抽水马桶都堵塞了……顾准在劳动改造期间写下的一些东西全毁掉了，留下的只能是一片空白。
全文转抄自顾准妻子汪璧仅有一句话的遗书：
“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汪璧1964年在家中帮顾准销毁积存多年的手稿笔记一事在文革中被揭发。
我们今天依然无法看到一个完整的顾准，还有许多的禁忌横亘在我们和他的中间。比较明显的例子见《顾准文存·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诸处，如：
“此处删去一段，约900字。--编者”P162
“XIII，XIV两部分共计七百余字，删去。--编者”P164
“这部分内容计二段，900余字，删去。--编者”P221
“此处删去一段，约近900字。--编者P348
另见《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
仅对此书粗略统计，其”此处缺页-编者注“已达十多处。我倒是情愿相信这是著者本人在逼迫过剧时自己撕毁的，但从他一贯的行事为人方式看又实在说不过去。况且按照”破罐子破摔“，”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中国常识，他好像也不必出此一举。这些”删去“，”缺页“倒是更像是后人在为顾准或别的什么人”避讳“着什么，很像顾准的老母亲当年为这个不安分的儿子刀劈斧剁，火烧水冲其不安分的文字，事隔虽已半个世纪依然被巨大的恐惧阴霾笼罩着。
另外，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顾准文存自述》（是迄今我看到的唯一自述）中诸多省略号也令人迷惑。这些”……“使前后文不衔接，不”搭调“。例如P113，P174，P195，P197，P205，P209，P230等等，逼得人不得不学鲁迅的办法-从”字缝“里看字。
还有，看顾准的文字需要注意版本。例如有一些顾准的传记文章很自豪地宣称自己转录顾准的文字来自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而此版即使在旧书市场上也已经绝迹，原价13.8元的书已经被叫价到50元依然有价无市，盗版者已经开始觊觎。
须知这些书出版日期即非明末也非文革，而是21世纪之第一个十年。所以假如你在读顾准的过程中生出读《金瓶梅》节本或洁本的感觉，千万别不好意思。
6．顾准的文字在图书市场上很难寻觅是个尴尬的现实。我在美国斯坦福东亚图书馆借阅过有关顾准
的书籍，因为主观臆断它们都是近年公开出版物，国内图书市场一定可以找到，所以都是只记下页数而未抄录内容。不想回国根本买不到不说，就连国家图书馆都”因为只有一本馆藏“而”不得外借，不准复印“。10年内的出版物（上述这本出版于2000年）就有了善本，孤本，文献的待遇，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8．《顾准自述上海地下工作时期的社会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1937-1940》顾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41
“我认为，1934年以后我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我那时的处理社会职业，无论在思想上或行动上，完全以党的工作利益为准据。我同样认为，1934年以后社会职业地位的向上，和1934年出版的《银行会计》一书有关系，可是此书写作后期，我已投身地下工作，此书出版时，我已丢掉职业，过‘流亡生活’了。因此我更有理由认为我是职业革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深深感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到1940年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实实在在是一个会计作家，讲师和教授，我搞的那些东西，实实在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东西……”
9．一个典型的例子见《顾准文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关于海上文明》顾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300
马克思本身也受了极大的时代限制。马克思的古代史学，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水平，那时根本不知道有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和埃特鲁利亚文明，换句话说，除迦太基而外，欧洲另外两个海上文明是不知道的。你现在翻翻《家庭，私有财产……》和马克思关于Morgen《古代社会》一书的摘录，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来……换句话说，把历史沧桑，最后在海上文明影响之下形成的，迥异于部族国家的城邦，和易洛魁人那样前国家的部落联盟等同起来，这真是天大的错误。要知道从易洛魁人的部落联盟，到埃及，巴比伦那样从部族王基础上成长的国家之间，相隔多少个历史阶段？！而埃及，巴比伦那样的亚细亚国家，和海上文明城邦走得又不是一条路，在其间画上等号，真是误尽苍生。
这一点不能全怪马克思（马克思的目的论哲学当然还是有责任的），因为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史学上出现了一个考古学时代，把古代史的面貌彻底更新了……中国的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Stalin（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对他们实在觉得可怜。
10.仿葛剑雄教授《永恒的矛盾：追求和现实之间--读〈后汉书·党锢列传〉》语。原载《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十期
11.在本书截稿后，笔者开始全文阅读吴晓波2010年2月版的《吴敬琏传》（先前只读了“最后的孙冶方”一章）。不料发现此书非常肯定地将顾准一生悲剧的开端-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被中共撤职归因为“在这期间顾准表现得非常激进和‘左倾’”，“主张以没收方法来消灭资本主义”，被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以“坚决反对左倾，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为理由突然拿下。这个相当惊人并有违历史“常识”的“史料”（本人以写作薛明剑过程中了解到的卢作孚，荣德生等若干“大资本家”与一干“中小资本家”的遭遇作为“常识”的标准），与顾准一贯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相悖过甚，尤其是它明显的“无出处”，比如当年中共中央或中央政府，中共上海市委或上海市政府处分顾准的正式文件，顾准的检讨书或当年的媒体报道用词等，而仅仅以竺可桢日记及传主口述顾准的话（见《吴敬琏传》吴晓波中信出版社2010年2月版P29诸注）为依据，就对顾准人生悲剧的开端下了至少在今天看来相当负面的结论。本人惊诧之余更是惶恐忐忑，急忙通知出版社责任编辑，要求追回原稿，重新考证。
顾准，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倒下，头上戴着“恶劣分子”的帽子离开上海，从中共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他官场生涯骤停时的形象一直是扭曲，并且时至今日依然还是暧昧的。笔者先前之所以敢于断然采信其亲弟陈敏之的说法-一个“五反”的领导者一夜之间倒在和“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丝毫不沾边“三反”中，是因为他这位时任新政权上海“总税吏”的“五哥”，其“按率征税”之法与某中央大员的“民主评议征税”之法过于相悖，且“不听话”，“不懂事”，“个人英雄主义”，“目无领导”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详见《犁地集》陈敏之学林出版社1994年9月版P314）。加在顾准头上的这些说辞，除了让人得出顾准坚持“独立思考”，坚持“按（普世的）经济规律办事”，“忠诚而不盲从”和过于“出众”之外，几乎无法从法理甚至“党理”上说明任何问题。
然而在看到吴晓波的论断后，笔者确实惶恐了。设若吴的观点成立，顾准的形象至少在本人心目中将大打折扣，且何止是“变形”，简直就是“腰斩”。一个一贯的“人道主义”推崇者（即使在他“职业”或“业余”革命生涯中，也还未曾从现有的资料中查证到他曾经突破此底线的材料，所以对顾准对自己的评论-“我手上没有别人的血”深信不疑），居然为了自己所属的政权，对本该保护的“人民”“狂征暴敛”，最后还以“拍马屁拍到马蹄上”的耻辱原因被自己的党撤职查办。这无论如何都令人扫兴，沮丧，懊恼和痛惜到无以复加。
好在！这样的“设若”在本人再一次查证下依然无法成立。暂时有如下四条，佐证其荒谬：
a）顾准被撤职是在1952年2月29日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前一天他还在上海电台作关于开展“五反”运动的广讲话（证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1952年2月27日广播稿记录；1952年2月28日上海市委干部大会记录；上海《解放日报》1952年2月29日头版头条文稿），其“被拿下”的突发性，令眼下的“双规”也相形见绌，依常识推理，绝对与“三，五反”加起来的八条都不会有任何沾边；
b）是时陈毅，谭震林，陈云，甚至毛泽东，对顾准在上海税收上的做法都有过十分明确的肯定（详见《顾准自述历史交代（十六）-（二二）》及《犁地集我所知道的顾准与“三反”》）。说到陈毅对自己“被撤职”的不满，顾准用了“在多次公开讲话中说到我的处分的一些话，毫不掩饰他对这一决定是有意见的，是十分勉强地同意了的”；说到陈云对自己的肯定，顾准用了“中财委主任陈云同志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税收方法争论中‘顾准的方法’是对的，主席还亲自肯定了陈云同志的这一意见”这样的措辞。这可都是顾准的“坦白交代材料”，想必当时早已被二次戴帽的右派顾准还不至于胆大妄为到敢于伪造历史，伪造“最高指示”的地步；
c)《顾准自述上海税收工作，1949/V-1951/III历史交代（一七）》P163，P164写道：
“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中财部一再要求上海实行民主评议收税方法，严厉批评上海的‘自报实交，轻税重罚’，所据理由是上海的方法为资产阶级的逃税漏税大开了方便之门。”
“我从来认为民主评议方法弊多利少，但……税收任务紧，中财部推行民主评议方法的意图又如此坚决，所以……检查了错误，同意改用民评办法……会上陈毅同志直率地责备我没有勇气继续坚持我过去的主张。（紧接着就是”此处删去一段，约500字-编者注“）。”
这和“左倾激进”，“打击了民族资产阶级”，“主张以没收方法来消灭资本主义”岂不是南辕北辙？中国有没有存在过“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暂且不论，即便有过，也不是顾准这样人物能够通过“没收”来“消灭”的，这应该算是常识吧。
d)顾准逝世11年后的1985年，陈敏之和顾准的孩子们曾为哥哥和父亲的“1952灭顶之灾”同时向上海市委提出了查证和平反的申请。在此过程中，上海市经委专门负责处理平反案件处的负责人曾专程到陈敏之家中，解释处理此案遇到的困难：三反中顾准受处分，在市委的档案中根本找不到有关的书面正式文件，惟一能找到的根据就是《解放日报》发表的消息。也就是说顾准“1952之灾”连个像样的名头都没有，想平反昭雪都无“反”可平，无“雪”可昭！为此中共上海市委为顾准恢复政治名誉的文件也只能用“撤销1952年2月29日市委负责同志在全市负责干部会议上代表市委宣布的撤销顾准同志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定，恢复顾准同志的政治名誉”这样不成体统的措辞。如此“平反昭雪书”，其无奈，无言和无常，即使在当时的中国也够得上“匪，夷，所，思”四字。（详见陈敏之《我所知道的顾准与“三反”》和中共上海市委沪委（85）发字145号（机密）-关于顾准同志复查结论的批复）。
一个在中国极为典型的“人治”害人一生的例子，就这样被著名作家当成了无史的“史料”来运用，夫复何言。
12.这一句凡写到顾准早年个人史的文字很少有不提及的“名句”，其出处早有定论，经济学界内也是尽人皆知。囿于顾虑本书出版的顺利程度，在此不提也罢。-笔者注
13.《顾准自述三反撤职，1952/II-VI历史交代（二二）》顾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212
学习数学不是坏事，可是对于我却是思想堕落的开端，我从几何学中发现了严密的逻辑论证方法，觉得除阶级斗争，政治工作而外也还“别有天地”……学习数学中的客观主义开始发生极其恶劣的作用，为我滚向修正主义的堕落过程开辟了道路。
14.“酱糊”者，大酱缸之糊也，非“浆糊”之误。不好意思，此语与央视著名主持人柴静形容顾准将自己脑子里的桩子“一根一根地拔了出来”非常相似，好在许多人可以证明我写顾准“挖酱糊”在前，看柴静文章（发表于2009年12月）“拔桩子”在后。
15．《顾准自述我的家庭关系和少年时代的家庭生活--历史交代(一)》顾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版P3
我于1920年在小姑母的私塾（小姑母在清心女中非正规地上过两年学）读一二年级。
《百度百科》：清心女中，初名清心女塾，它的前身是1861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和夫人在沪创办的“清心书院”。1918年定名为“清心女子中学”。
《清心情》陈蓉生（在清心教会从1936-1994服侍58年的主任牧师）无书号之纪念册P47：
“从清心书院女子部到清心女中，逐渐成为沪上的一所贵族式学校。据不完全统计，自1890年到1910年的20年中，男校的毕业生共240人，其中受洗信徒有147人，而女校在此20年中，也有109人成为清心堂的信徒，在后来的岁月中受洗的学生相应地就更多了。”
16．参考《拆下肋骨当火把》高建国2000年1月版P119
顾准曾在三座基督教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之江大学，上海沪江大学）任教。身着长袍的年轻教授，进出校门夹着《圣经》和讲义，用英文和门房以及同事、学生们打招呼。自然而然地接触基督教教义，这对顾准的思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7．《顾准文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P252
我不喜欢基督教。我深信，我上面是在用冷冰冰的解剖刀解剖了基督教，丝毫没有歌颂留恋的意思。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无须乞灵于上帝。
18．《顾准笔记历史笔记（范文澜<通史>第四章列国兼并时期-东周）》顾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版P107
郭沫若说过，先秦诸子中唯一可以发展成为宗教的学说是墨子。范文澜对墨家有同情而无赞美，对儒家则大肆称颂，还以为儒学功绩在于杜绝了“宗教统治”的可能性。范文澜心目中的宗教是佛教。范文澜不懂基督教，当然更不懂共产主义思想是渊源于基督教的。墨家说不是“出世”的，如果它演变成为宗教，绝不会变成佛教式的，而一定是基督教式的。
《顾准文稿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顾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373
四．中国思想是贫乏的
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有周髀算经，然而登不上台盘……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是传统的因袭。中国有原始的辩证法，然而中国人太聪明，懒得穷根究底，所以发展不出什么有系统的辩证法来--何况，辩证法还必须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发展得出来，Hegel可以为证。也许没有宗教精神确也有好处。因为“科学与民主”更易被接受。然而政治权威的平民化，却不比驱逐宗教精神更容易。
19．《顾准笔记历史笔记中国古代思想中没有自然法的观念--即人生而具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的观念》顾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版P25
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到人权宣言（法国的和美国独立战争的）传入中国，是一种十分新颖的东西。不仅如此，一般的权利义务的观念，中国也没有，契约观念也没有……“人权宣言”“独立宣言”传入中国时的强烈感应，以及康梁，严复和其他许多人的回头，表明了中国古代思想的传统是如何强有力。
20.《顾准笔记历史笔记<中国通史简编>旧版和新版对儒家及宋明理学评论的变化（一）》顾
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版P111
……旧版慨叹于春秋战国时代还不至于“君天也，无可逃乎”，新版没有了。真的，歌颂“大一统”的范文澜，不必再为“士”在大一统专制主义下的命运操心了。孔老二的礼乐仁义，出发点是“尊卑”，是违反人性的，是一种矫揉造作的伦理学，远不如粗野的日耳曼的一夫一妻制，尊重女人，以至于彻底的个人本位为可爱。家族主义，是集体主义的根据。儒家学说，力求防止犯上作乱，于是一切进步都被窒息了。
21.《顾准笔记历史笔记<中国通史简编>旧版和新版对儒家及宋明理学评论的变化（一）》顾
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版P116
范文澜在新版中宣扬孔老二无鬼论的功绩，把旧版中的天命=天子，鬼神=卿大夫的虽然根据稍嫌不足的论断取消了。范文澜实在没有懂得，即使Marxism也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也是另一种基督教意识。
22.《顾准笔记历史笔记<中国通史简编>旧版和新版对儒家及宋明理学评论的变化（一）》顾
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版P116
和Plato，Aristotle哲学相结合的基督教神学，在一个方面，固然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却也为科学精神中不可缺少的理性主义开辟了道路。
23.全文转录自《顾准文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关于基督教的笔记》顾准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年1月版P241注1
24.《顾准文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关于基督教的笔记》顾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 月版P240
其次文法学逻辑学的研究，形而上学的研究，使人们对于使用语言这种工具来进行推理的能力感到惊讶。人本来已经被称为万物之灵了，现在人居然试图对整个宇宙作出解释，这种能力，不是生灭无常的人所能具有的，那是出于神授。
25.先和年轻人解释一下什么叫“军宣队员”和“工宣队员”：他们是“军队毛泽东思想宣传
员”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的简称，其成员都是“可靠的”中青年军人和工人。他们中有很多非常好的，具有成熟人性的人，如救助和保护了邓朴方的那位“工宣队员”，但也不乏极端无知和无明者（但比起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小将，我自己认为，他们个个都是天使）。一个有趣的例子，见《顾准日记附录：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邢小群》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
顾准读中英对照本《圣经》时被军宣队一参谋发现并遭训斥。几天后顾准拿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问他：“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参谋当然答不上来。顾准告诉他：“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此后军宣队的人看见他看书便绕着走。
26.27.摘自《顾准寻思录回忆顾准伯伯徐方》陈敏之丁东编作家出版社1998年9月版P345
28.《两代人的良师益友》徐方原载《博览群书》1999年第二期
“那时我十九岁，还很不成熟，对伯伯的许多学术思想并不能真正理解。不过，在我眼里，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右派’、‘牛鬼蛇神’，而是一位极有学问的师长。我常向他请教各种问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个人生活，每次都能得到清晰明确的答案，绝无模棱两可。用母亲的话来形容就是‘clearcut’。一次他跟母亲开玩笑说：“咪咪已经把我当成她的‘忏悔神父’了。”
29．咪咪（徐方）口述
30．《顾准自述从进入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到堕落成为右派，1955/IX-1958/V-历史交代（二四）》顾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242
但是1956年这一年从“圣洁”到“嫌恶”这样巨大的变化，不免使我对革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幻灭”之感。
31.《顾准文集民主与“终极目的”》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P372
直到西方文明传到中国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在一般人中印象最深刻的名言，是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这种对恐怖主义的强烈的反应，是巴黎公社软弱的原因。正是巴黎公社的失败，正是白色恐怖的无比残暴，这才在后代“要革命的人们”中间留下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命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现在1917年有了充分的条件了：革命的专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1917年的革命胜利了，而以上这些命题，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依然还是有力的鼓动口号。
32．同上P370
没有两党制，散在以不以政治为专业的群众中的各种意见，会被“拥护”的高声呼喊所淹没。唯有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56年苏联的历史，24年中国的历史，难道还没有充分证实这一点？
33．34．转录自《拆下肋骨当火把》高建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P532
顾准1964年左右，对一位在京亲戚深有感触地说：“与其研究共产主义，不如研究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人道主义”。“世界各国，各地区都有自己的文明形态，这是自然的和必要的。然而人类文明也将以基本原则趋同的走势超同一方向发展，这就是人道主义的原则与方向。”顾准曾多次强调人道主义的重要性，认为在非人化的气氛中，创造不出人类的幸福与真正的价值。
这是两段未见准确当事人文字记载的话，但相同含义的文字却可在顾准留下的文字中觅到无数。
35．《顾准日记1956年3月29日》顾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67
需要多活几年呀！
如果这一生能够看到苏格兰兵的裙子在南京路上晃，日本重坦克在北四川路上开；又能够亲自参加抗日与解放战争的行伍，又能亲自看到在高涨的经济与文化建设中实现高度的文明，真正实现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决定作用，这一生也就不算虚度了。仅仅看到用野蛮的办法在一个野蛮国家里实现文明，这是多么不能满足啊。
36．《顾准日记1959年12月22日》顾准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P61
所以，这劳动队锻炼出来的我的劳动态度应该继续下去--做一个历史观察家。我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宣战的战役……这个战役不会长期继续下去，结果必然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代替目前的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使命。
37．《顾准日记1959年12月4日》顾准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P34
在所有人中，人性最少而阶级性最多的人是沈……在他的眼里，思想改造永无成就可言。这不是阶级性而是兽性。
38.《顾准日记二则》顾准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P76，P110
1959.12.29.：沈场长老实不客气地指示了。其内容是接上头接不上头（“头”者，领袖指示，“群众干劲”，沈场长淫威等之别称也-笔者注），我对你们的教育如何如何等。所说的话只有一点是有内容的，就是要从大处看党的成绩。意思就是，说谎，饥饿，死亡都是小事，你们回去说话小心。这个王八旦居然自称我对你们指示。假如有那么一天，让我来审判你。
1960．1.11.（该版将1月11日错印成了1月17日）：……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来审判沈万山哪！！！
39．《顾准日记1960年1月14日》顾准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P113
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吃东西，我偷东西吃……11月起，一个半月的无外援，结果是肿。若这期间无补充，我不会大肿吗？
40．《顾准日记1960年1月17日》顾准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P128
（回北京）途中，观察公路两侧的兴趣都不大，一种悲恻的情绪几乎把我浸透了……这招待所来时住过，那时还不觉得什么。从不断死人的环境里出来，就不免触目惊心了。
41．摘自《顾准，一个负重前行的人》叶炜2005年6月16日
顾准曾说过一句惊天动地的“黑话”，这辈子“绝不进人民大会堂”！当好友张纯音女士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时，顾准愤愤地说：我绝不进人民大会堂，当大跃进造成全国人民生活困难，到处饿死人的时候，却修建这个富丽堂皇的宫殿，还叫什么“人民大会堂”。直到今天，顾准的这段话还没有第二个人敢讲。
42．《顾准自述三反撤职，1952/II-VI-历史交代（二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210
还有关于我撤职以后的行动的离奇传闻。同我住在一起的朱如言告诉我，外面传说我撤职后到教堂去祈祷，。1957年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的斗争我右派罪行的会议上，有一位到上海去调查我1952年撤职经过的同志在发言中说，我去佛寺烧香了。
43．关于顾准“搜集圣经”的记录有如下四个比较典型的并已经见诸于文字的记载：
1）顾准最后送给咪咪的那本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全书》就是他1961年2月从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上搜罗到的。出版于1947年。其上有红色铅笔做的下划线，例如在“马太福音”中“最后的晚餐”场景，“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等情节处。因为顾准买的是旧书，所以不能确认红线是他所划，但扉页上“顾准一九六一二二四北京”的字样清晰可见。
笔者注：此书在各种版本《顾准传记》都有载，但大多以讹传讹写成了《新旧约全书》。关于“1961年2月”，“东安市场”，“下划红线”以及版本等细节则为我所亲见。
2）《顾准二三事》楼肇明原载《炎黄春秋》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我跟他借过一回《圣经》，他答应只许借阅两个星期。应该说，圣经是世界上印量最大的书籍了，但当时的中国大陆却非常罕见，他宝贝自己的书也无可非议，结果还没有到应该归还的日期，他就一再催还，我一气之下，不到十天就完璧归赵了事。
3）《顾准文稿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给陈敏之的一封信）》顾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304
关于基督教你现在发生了兴趣，你来的时候，我可以提供你一点资料，有一份万把字的翻译稿（指顾准翻译的Catlin《基督教》-笔者注），这是我最近读书为求理解翻译出来的，读后可以讨论讨论。还可以介绍两本书目你设法去借。此外你最好找一本圣经，若你是在找不到，我可以帮你弄到一本《新约》。
4）《拆下肋骨当火把》高建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P121
50年代中期，顾准在北京即委托陈敏之为它购买《圣经》；陈敏之向一位基督徒要了《圣经》寄给顾准。晚年的顾准，手头存有好几本不同版本的《圣经》。
44.关于顾准研读《圣经》，从现有资料看主观叙述几乎找不到，客观叙述也不多见，所以骆耕漠先生的叙述就显得非常稀有和珍贵。尤其最后一句，骆老好像在为老朋友顾准开脱什么，无法不令我浮想联翩：
“于是，1972年5月，我们就回到北京……那个小房间有个小套间，顾准住在里面。顾准整天就是看书，当时正认真地看《圣经》，当然是作为学者在研究。”
摘自《顾准日记附录：患难之交相濡以沫--骆耕漠访谈录邢小群》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P424
45．《顾准日记1974年5月30日》顾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434，P436
V/30Catlin，译基督教一段；V/31同上；VI/1同上；VII/14Catlin；V11/16Catlin；
VII/28Catlin，李亚农；VIII/15Catlin……XII/3
1974年12月3日，顾准去世-笔者注
《拆下肋骨当火把》高建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P695
5月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顾准不顾一切奋笔疾书，完成了该书（《希腊城邦制度》和《希腊史笔记》）的绝大部分，约十万字，并为下一个题目的需要，翻译了卡特林《政治哲学家史话》中的《基督教》，约六千字。他在紧张而高效的写作期间，不断为自己笔下流泻出的发出会心的微笑，以致“吃，吃”地笑出声来。
46．摘自《经济理论苑一支早凋的奇葩：追记顾准》李向阳
1973年，顾准看到了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所著的《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十分赞叹地对赵人伟说：“鲍尔丁的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他选择了这篇有最新的探索性的文章，交给赵人伟翻译成中文，并在旁边用红笔做了许多修改。
顾准赞赏鲍尔丁，是他关注经济人与道德人及其关系的具体体现。鲍尔丁开始风趣地说，亚当·斯密强烈地要求经济学家既成为亚当，又成为斯密（亚当，即Adam，在圣经中是人类的始祖；斯密，即Smith，其英文含义是工匠）。鲍尔丁是在“借名发挥”，要求人们既成为经济人，又成为道德人。
47．《顾准日记1971年6月10日》顾准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P264
……得《天演论》……初见是书，似受电触……读后所得，约之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一语。赫氏此书，虽以达尔文物竞天择之义开其端，又以人力治园，与天竞胜之例演其义，其间评述诸教主与哲学名家之人生哲学，归根到底，无非强调人定胜天一语，而于政治则为舍己为群，一反利己即利人之说，持其说，可以破民主个人主义，而归于集体英雄主义，此集体英雄主义锋芒所向，非仅人事，特为自然。循是推论，则凡违此义者，都与人类本身之目的不合，而为人类之异己分子，阶级斗争不可废，且永不可废，根柢悉在此。
此义极精，可与否定之否定相比较。又可与《实践论》中思想改造--共产主义论相比较。
48.《顾准寻思录两个顾准-林贤治》丁东，陈敏之编作家出版社1998年7月版P251
“这个顾准，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对当时包括整党建党大批判等在内的所谓‘斗批改’，加以充分的肯定。”
49．《顾准文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年4月版P148，P154
这也就是希腊思想--基督教把上帝视为真（“真，善，美”之一）的体现者，视为全知全能的力量的原因。这果然是神秘主义，可是它比之把尘世的权威视为至高无上，禁止谈论“礼法”之外的一切东西，确实大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
倡导史官文化文化的人，只看到宗教是迷信，他们不知道基督教的上帝是哲学化了的上帝，是真的化身。不知道正因为中国史官文化占统治，所以中国没有数学，没有逻辑学。
康德一方面要信仰，一方面要科学，在科学极端昌明的现在，西方人还不想也不敢丢掉基督呢。他们把“真”和“美”从上帝那里拿来了，可是还把“善”留给上帝去掌握。
50．《诸神的复活列奥纳多·达·芬奇》（俄）德·梅列日科夫斯基北方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版P499
列奥纳多有时重读自己的日记，又记下一些新的想法--死亡，这是他如今考虑最多的。
“他用理性来解释死亡，在其中看到了神圣的必然。”
“世界永远趋向最后的均衡，回归第一推动力。”
“凡是过得有意义的生活，都是永生的。”
《达尔文晚年忏悔了吗？是该揭开谎言的时候了！》方舟子2009年9月
牛顿只为上帝留了一个第一推动的位置，已是难得可贵。
51．摘自《自传性反思》（美）Eric沃格林华夏出版社2009年7月版P99
如果把禁止提问理解为所有意识形态辩论的核心战术，你就至少获得了一项诊断意识形态的重要准则：诊断的目的是要确定，为了使得一种捏造的体系之建构成为可能，实在的那一部分被排除了。受排除的实在可能多种多样，但有一项总是被排除在外：人对其生存之神性根基的张力的经验。
52.参阅《拆下肋骨当火把》高建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P720
53.见顾准的遗嘱：
“我热爱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将勇敢地迎接死亡的来临。对于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对于里夫和耕漠两位老友对我真挚的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生前所用全部遗物交给重之；在京存款（补发的生活费，现由六弟交给母亲保存）交给淑林，并入妈妈的遗存；在上海现由六弟保存的伍佰元赠与里夫老友。我所有的全部书籍交给六弟并由他全权处理。遗稿（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权处理。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医院认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遗体愿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前经委大楼）前面的小河里。祝福我的孩子们。1974年11月15日下午口述，六弟纪录。”
八年零两个月后孙冶方逝世（其遗嘱见第二十章），在对待遗体的处理问题上，这两个难兄难弟高度一致。
54.和顾准同病房病友，著名话剧导演焦菊隐语
55.经济所经济学家，顾准老友陈易语
56.许多写到顾准临终的文字都把这本书说成是《新旧约全书》，其实这是一本1947年版（“中国圣经屋”第426版）的中英文《新约全书》。顾准1962年2月在东安旧货市场“淘”到，14年后送给了咪咪。-笔者注
57.我在初读顾准时一直未弄懂他临终时兴奋地对吴敬琏所说的“神武景气”是怎么回事，想当然以为“神武”是哪个我不熟悉的中外朝代，但又总有不对劲的直觉。当我不再偷懒，从维基百科上查到出处时才算松了口气并且对自己的孤陋寡闻又有了新的认识：
神武景气（じんむけいき）是指日本1955年至1957年出现的战后第一次经济发展高潮。是高度经济成长时期的开始。
1956年，日本制定“电力五年计划”，进行以电力工业为中心的建设，并以石油取代煤炭发电。因此大量原油从外地进口，大大促进了炼油工业的发展。日本经济至此不仅完全从二次大战中复兴，而且进入积极建立独立经济的新阶段。受到好景气的影响，带动耐久性消费财的热潮，出现了“三神器”（即电视机、洗衣机、冰箱）。--摘自《维基百科》
58．咪咪口述：
顾准伯伯和妈妈多次说起，虽有很多人都对不起他，但他都宽恕他们，他也请求他们的宽恕；
他希望“宁肯天下人负我”也不要“我负天下人”；
他尤其推崇《圣经》十诫中“不做假证”一条，认为是中国道德律中最缺乏也最需要的一条；
他十分欣赏《圣经》中耶稣教导门徒对人要“宽恕七十个七次”和“为什么只看到你弟兄眼中的刺，却看不到你眼中的梁？”；
他在恶势力面前十分骄傲，并号称“骄傲使人进步”；
他质疑“天才是99%勤奋+1%天赋”的说法，并拿爱迪生说事--“没有那1%他还是爱迪生吗？”
59．摘自《标杆人生成长之道》（美）华理克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6月版P158
60．《顾准日记1959年11月10日，23日》顾准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P15，P25
“我基本上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魇迎人的一套，渐渐也能习以为然，这是我气质的变化。”“思及生活像泥污……卑躬屈节，笑魇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
61．汉斯·孔(HansKüng)
世界著名哲学家、神学家，德国杜宾根大学荣休教授。1928年生于瑞士，曾长期担任宗教顾问，近年来积极推进全球伦理思想，倡导宗教对话，是全球伦理基金会创建者，19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会议《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起草人。主要著作有：《基督教和世界宗教》、《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合著)等。--摘自《百度文库》
62.顾准的文字被销毁，隐藏和阉割的太多了。假如这些文字能够公布于世，我完全相信能在其中找到“复活”和“永生”的概念，就像在元素周期表中找到铟或类铝，类硼，类矽一样。
63．《波尔布特小红书--安卡如是说》（澳大利亚）DavidChandler（斯坦福东亚图书馆藏书）
重复的呐喊对于降服那些完全的无知识和目不识丁者是有可能的。在没有印刷材料的背景下，柬共确信在传统的机械的背诵中可以籍由无尽重复的语言控制全社会的意识，而民众在这种鹦鹉学舌中哪怕是最微小的偏离也是大罪。自以为知识渊博的波尔布特非常信赖这种学问和方法。但就实质而言，柬共和所有的共产政体一样并没有产生出什么经过改造的“新人”，只是使无数的年轻人和无知识的人回到原始的兽性状态，假如那个残忍而无感情的时代确实存在过的话。安卡起源于猿的社会（TheAngkarOrigin－atedfromthesocietyofapes原文-笔者注）……波尔布特主义是要把高棉民族跳跃式引向“新的社会”--回到世界的原型。安卡在许多方面企图使人性回到原始的野蛮（backtothedawnofhumanity）。45个月的时间内这个政党攫住他的人民的全部心智和灵魂，剥夺了他们做为人类的全部快乐。
64．仲维光先生可以证明顾准占有资料的极其贫乏和可怜，见本章注2，重录如下：
“顾准涉及的文献都不过通俗读物，对于”治史“和作学术研究的人，如果限于这些资料，那么只能说明自己还没有完全进门。正如我们看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汉学家的所谓论文，如果他的着述参考的都是大中学的历史教科书等普及读物，那他的论文，西方人也许感觉不到他的肤浅，对中国的历史学者来说，就会一眼看出。在这一专业领域中，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也不会这么作。”
65．引仲维光先生之语反其意而用之
66．萨特语
67．《顾准笔记<中国通史简编>旧版和新版对儒家及宋明理学评论的变化（一）》顾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117
从孔老二到韩非，这一段百家争鸣时代的思想史的最不幸之处在于，认清了人性恶（Huxley所谓的那份原罪的）旬韩，走到了绝对专制主义方面去，从没有把人各追求自己的幸福这一前提和人人平等这一前提结合起来。于是人各追求自己的幸福这个前提，在韩非手里变成臣下卖才智力气，君上卖爵禄。
《我与顾准附录：评韩非-顾准》陈敏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6月版P327
利害关系与君主中心说是韩非思想的两个中心--或者说，是他“法术势学说的两个前提……第一，他根本没有考虑人性中善的一面，而且这是从动物性的本能中发展出来的……第二，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导致了”尔虞我诈“，然而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利害结合，这是阶级斗争学说的前提……。事实上，”利害“学说并不一定导致专制主义，它也可以导致民主主义。韩非的利害学说，是专制君主立场上的利害学说，这是他的特点。
我十分厌恶这点。
68.《我与顾准》陈敏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6月版P44
“……五哥咳血不止……因为没人照顾，不得已打电报给我，把我又招去北京。见面后第一件事，他便是表示想见见所有的孩子……五个写了两个条子，一是表示他已宽恕了孩子，也希望孩子能宽恕他……
“１１月１６日，经济所领导派人到医院与顾准谈话。来人拿出一张预先写着：“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这一类内容的认错书，郑重地告诉他，只要他在上面签个名，就能马上完成摘帽手续，重新回到人民中间来。但是，顾准却无论如何也不肯签字。他觉得他不需要什么摘帽。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随便怎么劝说，坚决不同意签字，他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顾准实在不愿让自己临终再受一次灵魂的侮辱。朋友们只得上前恳劝：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啦。顾准听到这话，深受震动，思考了片刻，才极其勉强地同意了。他颤抖着在这份最后认错书上签字时，由于内心倍感痛苦而流下了眼泪。他对骆耕漠、吴敬琏说：临终还在认错书上签字，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奇耻大辱啊！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经济所党组织收到顾准的认错书后，派代表来病床前宣布了摘帽通知（但不恢复党籍）。“
以顾准的一贯的思维和行为准则看，他绝对不会在意摘不摘什么”帽子“或者带着什么样的身份离开人世（但他绝对不会去”见马克思“却是可以肯定的），他在意的是他那五个儿女，他是个人，人的一切特征他都不缺乏，”父子人伦“才是他临终之际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我相信顾准的最后是平静的，并已经以”我原谅一切人，也请一切人原谅我“的心绪和上帝，宇宙以及命运达成了最为和谐的谅解。-笔者注
69．当我获知顾准自已其实早就将他的”坦白交代“当做《自传》来写时真是很高兴，因为这才符合了我对这本”坦白交代材料“的印象。他曾对咪咪和她的妈妈--张纯音说：“反正他们也让我也干不了正经事，写这些东西，我只当是写自传呢。”难怪我老觉得“坦白交代”写成顾准这样，跟自传似的，简直太不符合当年的规矩了，他是咋过的“关”呢？-笔者注
70．《顾准自述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352
（甲）他是一个并不熟悉实际情况的经济学家，因为《帝国主义论》中说到许多英美资本主义垄断企业，其中多数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各取有中国化的名称，例如美孚油公司，亚细亚油公司，大通银行，卜内门洋碱公司等，可孙冶方译名都取直译（例如美孚油公司译成“标准油公司”等），而不著明中国人熟悉的中文名字，由此断定他对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实际情况是所知无多的；
（乙）他对文化工作各部门的领导，和我一样，拿不出什么深刻的主意，领导一般化；
（丙）但是他不拿架子，平易近人，也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
71．《顾准自述1934-1940年的上海地下工作》顾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455、P456
1939年上半年，职委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属各单位基本上都能独立作战的体系大致建成了。对此我有些洋洋自得--一句话，我对我对这个十分渺小的成就有点骄傲起来了。7月，刘长胜把我调离职委，并背着我在职委内部开展了清算顾准路线的斗争。
就我这方面而论，1938-1939年这一年中，我并未察觉刘长胜对我的工作、思想、作风有什么严重的不满，更没有察觉他对我怀有根深蒂固的嫌恶之感，如像此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知道的那样……他先天地无法容忍我这个人……
笔者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顾准噩运的起始-“1952之灾”-在事先毫无前兆，当事人毫无防备之下，于全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当庭被宣布为“阻碍三反”的“恶劣分子”，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不能辩解，不能申诉。很巧合这个宣布人就是时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总工会主席的刘长胜-一位1922年的苏联海叁崴码头工人，1925年的联共，中共党员，被革命母亲吞噬的另一位儿女，屈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位置上，时64岁。
72.《顾准自述上海地下工作时期的社会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1937-1940》顾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35
1939/VII-1940/VII文委工作期间并未全神贯注在工作上，还逐渐产生了到解放区去工作的想法。后来我对这一期间工作的不认真触感内疚。
《顾准自述1934-1940年的上海地下工作》顾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460
这一年工作全无创造，精神也不振作，后期开始读史，一面积极求去。
73．《顾准自述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353
我在盐阜区工作不过半年（1941年6月-1942年3月），因为不在一起工作，见面机会很少，对他的了解无所增进。刘少奇《复宋亮信》好像在报上读过，对于所涉及的问题，多少是不关心的。1942年3月我到淮海区，以后又转去延安，从此时起直到1945年底回到淮阴，才再和他见面。
74．《顾准自述上海市财政工作，1949/V-1952/II-历史交代（一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178
害怕年终市政盈余要被华东财政部代表中央财政部收归国有，竭力找“投资”出路，甚至找到华东工业部，和当时该部的孙冶方，吴兆洪（吴是伪资源委员会系统的人员）一起去看过该部在闵行的通用机器厂，商量由上海市来投资扩建该厂。
《顾准自述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353
他在上海是我的上级，此时是我同辈的同事，他对我完全平等相待，所以我和他的关系还特别密切一些。1951年在上海，上海财政局打算投资华东工业部在闵行的工厂，和这种比较密切的个人关系是不无关系的。
75．《顾准自述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355
三反撤职以后，我很不服气，“羞于见人”，从前熟人极少来往，孙冶方是少数例外之一。1954年上半年，孙冶方……告诉我他在北京医院（治病），盼望我去看他。“老朋友”有病，理该探望，到北京医院去看了他一二次。谈话主题不外二件事，一是他的病……二是我的撤职。关于后者，他也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不过他态度鲜明地认为我确有错误，罪有应得，看来他对我的案件不知内情，我也不便深谈下去，因为谈下去就变成自我辩护，按当时的状况显然是不合适的。
76．《顾准自述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355
我那这段论证去请教孙冶方的时候，他似乎很“震动”，现在想来，“震动”的原因之一也许是，孙已经长期放下理论工作，看到这段他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论证，触动他捡起“老本行”的念头：比这更重要的，也许是从这段论证中可以“引申”出来一整套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他从前没有设想过，虽然久已放下来，此时在苏共二十大逆流的影响下也正在抽芽萌长，蠢蠢欲动，这段论证对他起了一种“惊蛰”的作用。。后面这一点，1962年来所后听他不止一次谈到什么反对“自然经济论”，以及从田光同志大字报中看到他“挖掘”布哈林，鲁宾等人经济著作那种浓厚的兴趣来看，也许是近乎事实的。
77．78.79.摘自《顾准自述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356
80.《顾准自述假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历史交代（二七，终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301
81.《顾准自述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359
虽然孙冶方不要我卷入他的经济研究，我要搞得又是自己的“体系”，从1963年起我还是参与了他的经济研究……事情开始于折旧报告……孙冶方在报告会上不提到其中的非会计部分，当然是不让我卷入他的经济研究的意思，不过就在同一天，他自己动手破坏了这一“不卷入主义”
82．《两代人的良师益友》徐方原载《博览群书》1999年第二期
我知道他有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花十年功夫对东、西方历史作一个彻底的比较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他甚至已经想好了将要写成的那本书的书名--《东西方哲学思想史》。遗憾的是上帝竟如此不照顾他，刚开始工作两年，病魔便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顾准有很多“立言”的计划，其中不乏希望“自成体系”者。但我相信这本终于未能问世的《东西方哲学思想史》才是他最大的“立言计划”并且时至今天中国也还没有人写出一本这类像样的东西。
83．《顾准自述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359
1962-1964年孙冶方本人绝口没有跟我说到他的《经济论》，我在组里当然听到有这么一本书在写作中。我不知道此书的政治背景，我把他看作和我一样的“个人体系”。由于我对孙的理论能力估计不高和文人相轻的习惯，我并不认为孙能够写出好书来，所以我对它毫不关心。
84．《顾准自述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361
1964年2月（？）讨论张闻天“笔记（《一分为二提法有缺点》-笔者注）”会上孙和我的之间的相互支持，以及孙把我的学习主席著作的《体会》长期参考不还，都是孙顾间思想交流的具体环节。具体经过见历次交代，这里不再重复。
85.《顾准自述假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历史交代（二七，终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301
86．《顾准自述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362
……孙冶方招我来所，也必定有他自己的打算，至少他对于我的会计“理论”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理论完全合拍这一点，绝对不会有所怀疑，也许他还确实打算在他的《经济论》中能够利用上我的会计“理论”。
87.《顾准自述1962-1964年在经济所--历史交代（二六）》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279
《美国总会计师制度》一文译稿是我直接交给《译丛》编辑部的，事前事后都未告诉孙冶方。文化大革命大字报揭露，《译丛》编辑部抵制了这篇译稿，只在孙冶方直接干涉下才刊登出来，此事我完全不知道。
88．《顾准自述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364
孙冶方对我的经济思想知道得很清楚，对我的会计研究和他的经济思想的一致性是有绝对把握的，所以，他绝对没有必要对我做任何具体指示或干预。不加干预可以保持“自由研究”的外貌，可以维护我的“自尊心”，有利无弊，这就是我在会计研究中得以保持“独立研究”的外貌的秘密所在。
89．《顾准自述1962-1964在经济所--历史交代（二六）》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291
我在会计研究当中充当了张孙反革命集团的马前卒和打手。
90．抄自《顾准自述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P367-注1
91．《资本论》第一部出版于1867年，在马克思去世前已经完成了第二部和第三部的草稿，由恩格斯完成最后的编辑出版工作，在1885、1894年相继出版。第四部叫做《剩余价值理论》是由卡尔·考茨基在1905-1910编辑出版的，其他部分手稿都是几十年以后出版的。有论者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按照层层递进的辩证逻辑撰写的，因为出版周期长达一个世纪，在人们能获得全书之前，已经根据最早出版的《第一卷》形成了所谓“经典化、公式化”的理解，从而妨碍了人们对马克思真正意图的理解。--摘自《维基百科》
此条注释是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顾准拿给孙冶方看的《资本论》第三卷”之版本说明
92．孙冶方秘书冒天启口述
1956年第六期的《经济研究》不但刊登了这段著名的“后记”，甚至还收入了冶方说到自己写出《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是“拾人牙慧”（“人”指顾准），却不幸被编辑弄成了贻笑大方的“拾人牙秽”，令拿到成书的孙冶方哭笑不得。
93.参阅《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张劲夫原载1993年7月9日文汇报
94.我为此事向多位经济所的老人请教，查证，结果都认为是由于编者的疏忽。然而“文章千古事”，这一辈人熟知和“显然不用解释”的事件，后人却很难理解，就像我现在看薛明剑的文字一样。孙冶方先生在经济学理论上对社会和民生最重要的贡献--“价值论”是受顾准启发“惊蛰”而生，这件事完全担得起“一件重要的史实”这一定义，而1998年版的《孙冶方全集》以及2008年的《全集遗补》又是他最重要的出版物，漏掉这桩史实，无论对孙冶方还是顾准，我认为都是不公平的。
页:
[1]